1000万留守儿童心中的爸妈什么样？ - 德化论坛

2015年4月，甘肃陇南，傍晚时分，两名干完活的留守儿童在地里休息，看着远方。他们的父母去了城市里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摄影/刘飞越

关注留守儿童心灵状况

本刊记者/刘远航

本文首发于总第874期《中国新闻周刊》

说起跟留守儿童打交道，刘新宇印象很深的是很偶然的一次经历。他是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的理事长。2013年5月，他去贵州黎平县参加公益活动，在当地遇到了一个能说会道的男孩，甚至有些话痨。可是，在男孩家里烤火聊天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大转弯。刘新宇问起男孩有多久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男孩有些迟疑，周围好多人在场，但他还是没忍住，哭了起来。“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在你面前，原来的人设是那样的，甚至有点小圆滑，但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却还是被击中了。”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后来意识到，父母都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更善于将真我的一面掩藏。这也是北师大教授李亦菲在2018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得出的结论。白皮书由刘新宇所在的“上学路上”和李亦菲的研究团队联合发布，从2015年开始，至今已经过了四个年头，许多结论重塑了大众对留守儿童的惯有认知。

白皮书显示，与父母的联结关系影响着儿童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两者对他们的行为和情绪产生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尤其如此。因此，改善留守儿童心灵状况有两条路径，一个是改善父母与儿童的联结水平，另一个是提升儿童的自我评价。

此次调查历时9个月，涉及19个省，样本总数共11126份。其中3415名留守儿童中，约有2/5的儿童一年与父母亲的见面次数不超过2次，约1/5的留守儿童一年与父母的联系次数不超过4次。

留守儿童问题由来已久，研究者和媒体已经开始进行追踪。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将近50％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2013～2014年间，媒体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件高达192起，其中留守女童受侵害案件占55.2％。

作为进城务工大潮的暗流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隐痛，留守问题也一直被大众所关注。近年来，对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的研究深度不断提升。在很多人看来，白皮书的发布对于该帮扶领域的公益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礼物

有一个经常被说起的案例，在外打工的父母终于回到了家里，他们的孩子却跑回了学校，问他为什么，他以一副特别气愤的语气说，他爸妈回来了，买了点儿东西就想收买自己。

过年回家给孩子买礼物，这原本是许多人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但调查的结论却与这种惯常的认知不符。假如平时没有及时有效的沟通，再多的礼物也无法弥补亲子关系的裂隙。在经过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之后，北师大教授李亦菲得出结论，常回家“看看”，不如多打电话沟通。

理论的支撑对公益实践具有很大的裨益，这是刘新宇这些年的切身感受，这也是“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区别于很多公益机构的地方。不研究，无公益，刘新宇在发布会的讲演中这样说道。

他很早就注意到，公益领域一直存在煽情的倾向，用研究让感动变得更有力量，这是“上学路上”的优势。据刘新宇介绍，自从有了李亦菲研究团队的理论支持，原来的帮扶项目一度被砍去了大半，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上学路上”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灵状况。据统计，心灵关怀的公益项目在留守儿童帮扶领域的占比只有13％左右。起初，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和生活保障等问题，但直到后来，心理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留守儿童群体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从1984年开始，政策的松动让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进入城镇。但由于户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只好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中。此后，相关社会问题频频发生。

仅贵州毕节，就发生过多起事故。2012年3月，86名学生营养餐中毒；2012年11月，5名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箱；2013年12月，交通事故致5名孩子死亡；2014年4月，毕节教师强奸案，至少12名儿童受害。

这些事件产生了很大的公共影响，也让政府逐步加强了对留守群体的关注。2008年，“留守儿童”首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文件提出，“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寄宿和监护条件。”2011 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到,要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文件，提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总体思路，并第一次明确了责任部门。

2015年的一件事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当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张启刚等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致死。死时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元，其中低保金786元。人们终于意识到，这些孩子的死亡并非因为经济层面的穷困，而是长期与父母的疏离导致的心理问题。

4名儿童的自杀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尚不健全的帮扶机制并未产生预期中的作用。一个星期后，由“上学路上”发起的心灵状况白皮书首次正式发布，让大众有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内核的机会。

“第一年的样本量其实并不多，调查的范围也小，做的都是一些普查性的工作，比如地域分布和性别差异。但即便这样，还是发现了很受公众重视的联结问题。”刘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白皮书显示，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近260万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个电话。

甘肃陇南，一名小女孩走在去学校上晚自习的路上。摄影/刘飞越

迷雾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谜团逐渐展露。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4月，“上学路上”对中国14个省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首次将范围延展到城市，探查父母的陪伴对儿童的影响。

在大量的数据面前，李亦菲的团队发现，原本的一些预设被推翻了，父母与儿童的联结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并不是见面次数多、打电话也频繁，孩子的心理状态就好。

白皮书显示，如果父母与孩子见面或联系的次数不多，又缺乏规律，每一次见面或联系，都是在唤起孩子的希望，但每次又不能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对儿童的自尊存在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形象地称为“撩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