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地方文化精英的自觉与自证——以DH文庙的神圣性重建为例 - 德化论坛

【杨莉】地方文化精英的自觉与自证——以DH文庙的神圣性重建为例

阅读数：2790发表时间：2016-01-29 13:13:53

地方文化精英的自觉与自证——以DH文庙的神圣性重建为例

作者：杨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来源：《原道》第28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二十日庚戌

耶稣2016年1月29日

“在历史学研究中，特别是明清地方社会史研究，常采用国家和地方精英作为模型分析地方社会的分层以及结构；地方精英，在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看来，是地方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影响力以其声望为衡量标准”。[1]地方精英在传统中国也被称为乡绅、士绅或者缙绅，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可以认为，这个阶层在某一地方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并且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资源；在当地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掌握着当地社会历史、文化记忆和评述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当地的社会。

DH县文庙在2011年由县委、县政府批准重建，主要倡议人是SRF老人，曾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SRF的讲述，DH文庙的重建并非他一人的动议，而是很多当地老人，尤其是老教师的集体意见。SRF所说的这些当地老人主要是指DH县的退休干部、知识分子、教师或是一些文化骨干。这些人在当地的社会中属于在政治和文化上占有优势地位的精英阶层，基本上属于“地方精英”阶层。这些人往往对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较高的热情和责任，这种热情和责任也往往会促使这些人参与到地方的各种文化、宗教、民俗等活动当中；他们既是这些活动的促进者同时也是建构者。他们具有的社会知识和经验、社会地位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是传统和文化促进和重建的保障。

一、地方文化精英的身份自觉：集体记忆中的身份认同

DH县文庙在2011年决定动工重建，DH县文庙复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了《文庙复建的宣传手册》（简称《手册》）和《DH县文庙复建简讯》（简称《简讯》）。SRF在《手册》中的第一篇文章《DH文庙——文脉传承近千年》中写了DH文庙的来历，包括历史上文庙的多次重建和移址、对文庙的记忆以及文庙对DH县儒风的滋养几个部分。第二篇文章通过县志的梳理列举了学宫的大事记。

SRF在访谈中也提到过重修文庙是他们的责任：“DH县的文庙历史很悠久啊，经历了几十次的重建，从宋朝时就有了这个文庙，那时不在这里，县志都有啊，每次文庙的重建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这些人也算是在这里读过书（按：此处指文庙旧址上创办的DH县一中），有些文化吧，而且以前有点小职务当小官啊，算是还有点儿能力吧，如果我们要是不重建起来，我们老祖宗这点好东西就没了，也没人记得了啊。”

除此以外，SRF也谈到文庙重建动议的缘起：

“S：没有谁具体提议啊，是大家的想法。

“问：大家？没有具体的负责人吗？

“S：是这样，以前我们就在这里读书，23年的时候，文庙这里是DH县立中学。后来，JJ中学迁到了这里，抗战胜利后回到了QZ。52年这里就成了DH一中，校址一直在文庙。79年才被火烧毁的，一中的很多老师，以及县里的很多老人儿都是在这里上学的，在文庙里读书，看着文庙的消失啊，我们年轻时候的很多记忆都是和文庙相关的啊，如果你问谁办的这事儿，（不好意思的笑）那就是我吧，以前在县里担任点儿小职务，所以就我来跑这些手续文件的事吧。”[2]

从SRF的访谈中可见，首先，他们梳理了县志，对文庙重修的历史进行了厘清；其次，他们对自身在文庙上过学的经历十分重视，认为自身与文庙之间存在某种特别的关系，自己可以代表以文庙为象征的传统文化；第三，他们在当地具有一定能力，可以将文庙发扬光大。对县志进行梳理于DH文庙的重建具有非常的意义，它为DH文庙的重修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同时在地方精英的群体中延续并建构了关于文庙和自身身份的集体记忆。

《DH县志》里记载了文庙的多次重修。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文庙无论毁于天灾、兵燹或是人祸，重修的主持者都是知县或教谕、训导。教谕是“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明史·职官志四》）可见，教谕和训导通常为科举出身，是县学中的官员，和现在学校的教师不同，是属于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但是，《DH县志》记载，清乾隆时期开始有乡绅参与：“乾隆二十七年教谕朱仕玠倡修，三十二年教谕赖楫重修，四十三年洪水冲塌两庑及明伦堂垣墙，绅士捐修，五十年教谕吴维新训导江云霆详请率绅士大修至五十七年告成。道光元年，署县艾荣模命绅士郑吹笙、温尚志等募捐重修并移建学署。同治六年邑绅李鸿章、郭尚品、郑祥、郑吹笙、陈煦、苏邦翰、颜佩玉、苏震东、郭尚莹、郭为纲、郭枣梨、郭克明、邓泰运，总理吴熙春等重修。……”

从县志上记录可以看出，乡绅参与文庙（庙学）的重修意义非凡。第一，详细记录了每次重修以及重修的时间、主持重修的人员、历时。第二，详细列举了重修的人名。县志所记的同为国家祭祀的社稷坛、武庙等的重修，虽偶有提及重修的乡绅，但详细程度远不及文庙。由此可见，文庙的重修是摊派制的观点不甚准确。第三，县志中其他民间祠祀的修建的记录就更为简略，既无官方参与也少见乡绅募资的记录。因此，这里可以得出结论，首先乡绅参与文庙的修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是对向往已久的神圣事物的参与。其次，希望这种行为可以流传后世，从县志的所记之详细可见一斑。清中期以后，因为国家权力和力量的削弱，使得一直掌控在官方手中的文庙允许民间参与，这种参与如同对神圣性的分润。通过对文庙空间的建设，使得自身分润到了这种符号所代表的象征。此处的士绅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的地方精英，虽然他们在社会中所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所以，以SRF为主的DH地方精英在重修文庙的时候可能在潜意识中将自己与历史中的士绅阶层在身份上建构了认同，使自己的身份与士绅重合。由于文庙既是国家祀孔的庙宇也是国家设立的“庙学制”的场所，所以文庙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