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之治看《礼记》 - 德化论坛

从大同之治看《礼记》

《礼记》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也是秦汉以前礼乐文化的论著汇编。

相传孔子之后，其门徒 七十子 散居于各诸侯国，所传讲礼的文章甚多，十分博杂。西汉宣帝刘询在位时，今文礼学大家戴德选其八十五篇汇编成《大戴礼记》，其侄子戴圣选其四十九篇汇编成《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流行滞后，小戴本渐渐凸显，并以《礼记》之名与《周礼》、《仪礼》合称 三礼 ，盛行于世。

《礼记》主要是对礼制、礼意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文物制度等，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这些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从艺术角度看，《礼记》议论文中的部分章节，雍容大雅，气势沛然，结构严整；其记叙文则又文笔凝练，言简意赅，尤其部分叙事小品，生动形象，意味隽永，多优秀之作。

《礼记》于宋代列入 十三经 ，为士子必读之书，对后代思想、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注本有东汉郑玄的《礼记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和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

一、众说纷纭论《礼记》

《礼记》的作者、编纂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呼声最响的当属西汉戴圣编纂、孔子门徒 七十子 所著。

西汉武帝末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一批古文先秦旧书，其中有 《记》百三十一篇 。（《汉书 艺文志》）由于《记》是依附于 经 而流传的，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参考资料，不得列入学官。

尽管如此，《记》依然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许多人都搜集了自己的选本。经过多年的比较和淘汰，到东汉中期，戴德、戴圣的选本被确立下来。

郑玄在《六艺论》中说： 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孔颖达《礼记正义 引》）

西晋儒家学者陈邵却持不同见解，提出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八十五篇为四十九篇之说。他在其《周礼论序》中说：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序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隋书 经籍志》基本承袭了陈邵的观点，其差异一是将 二百四篇 改为 二百十四篇 ，二是将 四十九篇 改为 四十六篇 ，将马融 去其繁重 改为 定《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 ，合四十九篇耳。

其 志 曰：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今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清代学者纪昀则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认为《隋书 经籍志》说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于《礼记》之说是错误的。《礼记》四十九篇是戴圣原书。

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 其（《隋书 经籍志》）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 桥仁传》云：七世祖仁 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
quo;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 《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
quo;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于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 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quo;《明堂位目录》云： 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quo;《乐记目录》云： 此于《别录》属《乐记》。&
quo;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quo;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于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佑、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

关于《礼记》的作者，学界颇有异说。唐代经学家、训诂学家陆德明认为，《礼记》是孔子门徒 七十子 所撰，后人又有损益。他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

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支持陆德明的观点，认为《礼记》作者与孔子密切相关，盖七十二弟子所为。他说： 《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之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

也有学者认为，《礼记》是西汉的作品。如魏国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说： 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 唐代徐坚则在《初学记》中称： 《礼记》是西汉礼学家后苍所撰。 还有学者认为，《礼记》的基本材料虽出于孔子门徒 七十子 ，但经过了汉儒的加工或窜乱。

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判断《礼记》的年代。他说： 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近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儒家文献，其中《缁衣》一篇与今本《礼记 缁衣》基本相同，此外还有《性自命出》一篇，文中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等语，与子思《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的意思一致，证明沈约 《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 蹲铀甲印?rdquo;的说法大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