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所做的不过如此 - 德化论坛

秋菊的困惑——讨不来的“说法”

ps：此文是跨学科课堂的作业，结合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分析，不是纯粹的电影评论。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的于1992年在大陆上映的一部影片，该片女主角秋菊因为丈夫万庆来被村长踢到了下身，而村长又拒不认错，于是走上了漫漫的“讨说法”之路。秋菊反复说的一句话：“俺不是图个钱，俺就是要个说法”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秋菊最后胜诉，村长被法院的车带走，而秋菊不顾产后身体的虚弱一路追上去。为什么胜诉的秋菊却要不回来她的说法？她究竟有没有说法？这是接下来我要回答的问题。

秋菊一家与村长的矛盾起因于秋菊的丈夫违反政策在承包地里建“辣子楼”，受到了村长的阻拦。强硬的村长不给秋菊一家看上级的相关文件，导致万庆来辱骂他“下辈子断子绝孙，抱一窝母鸡”。村长打了万庆来，矛盾由此而生。从现代人的视角去看，一句话不应该成为打架的理由，一句话而已，大不了骂回去。但在重男轻女观念深重的乡村，“断子绝孙”是句很恶毒的羞辱，特别是对于已经生育了四个女孩爱心承诺，又逢着计划生育政策，没法再要个男孩的村长。所以，当李公安下乡去调解时，村长说：“有心有肺地想想，为什么挨这个打。”“有心有肺”正是他们矛盾的关键，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用语中，“有心有肺”形容有心眼儿，能体谅别人心思的人。“有心有肺”无关乎道德，更与法律不相干。借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提出的一个范畴“礼俗”，正是“有心有肺”所符合的。礼俗涉及的是一地域的人们长期生活积累下的经验和习惯，“有心有肺”就是说知道对方的习惯和心思，进而尊重并照顾对方的感受。在城市生活中，两个人闹矛盾，旁人劝的时候往往会说：“算了，误会一场，不知者无过嘛。”城市生活中，人的流动性大，对周围的人事陌生感要强，因为陌生而擦出矛盾，可以不追究。在农村，人与人都是知根知底的，明知故犯的错误往往被当成挑拨。村长因为一句辱骂而打万庆来，正是在乡土社会的人事关系下发生的。而秋菊因为一处轻伤而不放过村长，不也是这种人事关系决定的吗？万庆来的伤，重在肋骨，下身不过是些轻伤。而秋菊却说：“你是村长，打两下没什么，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秋菊所看重的，本质上和村长一样，是生育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农村拥有绝对的权威，不进入任何法律但人人都会承认并维护。这就是礼俗的力量，侵犯礼俗所尊重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一定要道歉，一定要杜绝。所以秋菊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讨个说法，也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礼俗之下正常的事情。

所以，在乡土社会的礼俗框架之下，村长和秋菊的行为都是有情可原的又都是可以指责的。这也正是一种二律背反在乡土社会生活中的体现。所以，李公安的调解，又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是“一种教育过程。……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骂一顿”一样，指出每个人的不是，劝两方各让一步。但是，问题在这时出现了。秋菊所要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让村长赔礼道歉，从她所维护的生育尊严上看，她是合理的；但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另一特征，人与人关系的“差序格局”却使她的愿望成为一句空话。这种“差序格局”简单来说，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的人际关系网，这个网讲究“人伦”，也即是讲究人与人的差异和由此而来的礼数。电影中最明显的反映是李公安对秋菊的劝阻上：“他（指村长）是个倔人，又是村长，好歹给些面子。”传统的这种格局注定无法满足秋菊要“说法”的愿望，秋菊选择了现代社会的法律来实现自己的根源于乡土社会生育尊严的愿望。

这么说也就预示了秋菊这种做法的荒谬，而事实也是如此——法律并没有助成秋菊要“说法”的愿望。在秋菊与村长的官司中，法律站在哪一边，全得靠判决中谁赔钱而界定，而钱又是秋菊所不在意的。所以秋菊一级一级告上去，结果在她眼中全是一个样，没有一张判决书上要求村长给“说法”。得到“说法”的愿望成为传统礼俗约束和现代法律约束之间的一个空白，两者在给“说法”上都失去了效力。在法律的范畴中，“说法”一词根本无法落实到实在的价值利益的层面；而在礼俗的范畴中，逼着身份比自己高，年龄比自己长，况且又强硬倔强的人给“说法”似乎也是无稽之谈。在礼俗的约束力向法律强制力移交权力的过程中，空当出现了，两者间的距离正如秋菊从乡下到城市的距离一样漫长而曲折。

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法律和礼俗在秋菊的诉求上都失去了效力？问题在于秋菊还是其他？我们切勿急着将秋菊定位为自我意识觉醒的农村新女性的代表，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她的立场，她所维护的东西，没有超越传统的价值体系。她之所以诉诸于现代的法律手段也是别人一点点引导她的。这种过程，正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普遍的现象。现代化以不可抵挡的速度侵入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首先是作为一种手段，致富的手段，维权的手段抑或其他。人们首先利用各领域的现代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自己植根于传统的想法和意愿。秋菊所做的不过如此。当现代化的目的和人的目的一致时，人们就会信任这种手段；当不一致时，就会陷入困惑和迷茫。只有当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社会关系通通“现代化”之后，现代的手段和工具才能内化成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习惯，进而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下，辅以相配的上层建筑，产生秋菊困惑的二律背反（这里指礼俗中的生育尊严和人伦之间的矛盾）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出现了。

《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正是一种深刻的乡土性与现代化的维权手段法律之间的冲突。20世纪的中国社会到了90年代也正开始进入各方面的深刻的转型期。《秋菊》上映于1992年，从时间上看，这是这种转型在文化领域的先兆。即使在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转型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空当”，这一块应由谁来弥补，是挽留渐行渐远的传统，而是推进姗姗来迟的现代化？当国学成为时尚，成为管理学新发掘的思想宝库之时，这个答案就不言而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