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为什么会失败 - 德化论坛
关键信息
- 作者
- napoleon20
- 发布时间
- 2011-03-19
改革三十年,有良知的文明需要重新思考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开放。好文章贴上 《朱镕基为什么会失败》 袁剑——看完会对这社会不报星星幻想 来源: 王建磊的日志 朱镕基为什么会失败 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

改革三十年,有良知的文明需要重新思考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开放。好文章贴上
《朱镕基为什么会失败》 袁剑——看完会对这社会不报星星幻想 来源: 王建磊的日志
朱镕基为什么会失败
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
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
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 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 “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