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地产《城筑》心空间：皆因同缘生，相间何太急？ - 德化论坛

郭美美事件二年来，这个模样并不照人的年轻女孩，却以其周身的珠光熠熠，照得中国官方公益事业黯然失辉。自红商会事件始至四川芦山地震后，公共舆论场中因该事件所导致的沉默螺旋效应，终以爆发，以至于中国红十字会刚发出倡议，就受到了微博网友成千上万条留言的愤怒拒绝。

这一螺旋，已经转了好几年。2年多来，因这一事件，媒体舆论在公益领域，表现了其在众多领域的一贯口味--热捧新资本与新公益的代表群体，而原本为公益事业承受着大量基础性工作的群体，如红十字会及庞大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益职能，则一再受到质疑。众所周知的汶川地震，当公众因为媒体记下了撒下千万上亿的民营企业，而对真正承担着繁重救灾与重建的各省对口支援城市的项目，媒体却报道极少，公众也因此知之甚少。

这一情况，在一家当前受到媒体追捧的民间慈善机构身上体现得比较典型。这家机构，它没有因其来自民间而草根，反倒以其豪华团队让人刮目：不仅其理事与发起人均为如今风头正劲的企业家，聘请的合作机构也是清一色大牌：由德勤负责审计，贝恩负责战略，奥美等4A广告公司负责公关咨询。在能查到的其唯一一份年报上，它展现了这样一列数字：2011年全年，其三个主要项目的捐助资金分别为：灾难救助金额2780万元，儿童关怀领域2659万元及公益人才培养领域1012万元。

相反，被舆论批倒在地的中国红十字会，其2011年6月所发布的《中国红十字会汶川地震三周年援建成果总结报告》，却给我们展现了另一副与它时下形象不相称的数据：“截至2011年2月28日，全国红十字会共收到汶川地震救灾款物价值人民币199亿元，其中资金160亿元，物资价值39亿元；紧急及过渡安置阶段共投入款物价值64亿元，重建阶段已投入资金123亿元，待拨付资金12亿元”。两者的差距，让人不得不为中国的公益职责由谁担当而陷入沉思。作为新兴事物的民间公益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其成效的观察与累积却实实在在需要时日。多难未必兴邦，多演必定穿帮--一直“低调行动”却“高调宣传”的“民间慈善活跃人士”李承鹏的团队，在雅安地震后被人打了假：其利用自身网络人气宣扬的公益成果，却被人发现带给受灾村民的只是数量不多且不实用的小型旅游帐篷。

有意思的是，当今活跃的这群民间公益人物，喜欢刻意将其所从事的公益与传统的公益分开，分别命名为“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他们既不认为其服务理念与中国传统公益观念有何共同点，也不认为传统公益在专业与效率上与自身有任何可比性。如果一定要让其寻宗问祖，其更乐意提及类似霍华德·伯文这样的名字，并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至于千年中医的悬壶济世，大户人家的赈灾施粥，那太原始，不普世，也不潮流，无缘谓之公益，只有作为舶来品的福特基金会、哈佛与斯坦福捐学者、协和医院和卡内基图书馆，才是人类史上永恒的公益传世之作。正如龙舟和茶叶上不了他们的台面，但赛艇和咖啡却让他们享受一般。

与政府背景的机构及国企的公益职能相比，民企则要轻便得多，其在行驶其公益角色时亦灵活得多。所以当下所多见的是，民企公益项目的选择，依然多半选择短期内能出成绩、投入较少但同时又能吸引媒体与公众关注的“明星型项目”--不但希望其形式新颖，名称也绚丽，其为企业经营服务的性质不言而喻。至于那些需要长久、长效投入，但又过于传统激不起媒体兴奋神经的，则很少有民企会从事--比如关爱孤寡老人、比如针对贫困儿童教育的长期资助等。这种现象，跟国企与民企在竞争领域内的分工相似：在官方邮政与新兴快递的竞争中，新兴快递业利用自身的机制灵活性，将主要大中城市的利润丰厚的邮递蛋糕给切走了，留下了老少边穷地区的邮政业务给国营邮政。

在本人看来，公益--无非是通过一种社会机构的形式，将其从自身资源管道所获取的过多社会资源进行转移支付--至于执行转移支付的主体，到底是民企还是国企，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并不关乎绝对的对错与道德优劣。美国的公益事业之所以被人称道，在于其长久而强大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使然，甫一开始的“小政府”角色，让早期的企业家因垄断了钢铁、石油、铁路、化工、电力、银行、电信等国计民生部门，而累积起了当时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故在后续舆论与政府的压力下，兴建了为数不菲的学校、医院、图书馆与研究院，这跟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类似机构的建立，过程是相似的。美国这群企业所承担的功能与使命，与当今中国的国企并无两样。但作为执行公益的主体，其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手段合法性与财富来源的正道性问题，则反倒被他们的中国企业家粉丝群体有意遗忘了。不过，从美国新闻史上针对大企业的“扒粪运动”等系列往事来推测，那2000多篇揭露美国实业界丑闻的新闻稿，反映出他们并不比如今名为垄断实存竞争的中国当代国企更为光辉。当然彼岸幸运的是，它们都发生在前互联网时代。如果我们乐意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从整个资本及企业家天然的逐利本性来看，东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当资本家（或称企业家）们身上披上了一层不同的马甲，再加上现代西方社科理论的华丽包装，使得其行为呈现出不一样的外观。

不可否认，任何公益机构的善款善物来源，依然是广大群众，这是公益机构角力的主战场，任何一阵营的发展壮大，都依赖于这个群体的感知与投票。所以，这是一块无法放弃的阵地，因为放弃了这块阵地，则再也没有立足之地。而中国的政统也决定了，当执政者无法做到爱民如子，选择将替天行道的义务让渡给民间时，往往也是自身丧失执政合法性、权力之位让渡的开始。

任何一个社会经济体长久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其有动态调节失衡的机制--既用来解决自身部分竞争弱势个体的绝望，也用来解决过于强势群体的不安--只有给自己加上道德的礼赞和社会的名望，才有助于其自身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这其中，慈善与公益组织，就成为了一种发于人心而非某种制度的自然之物，它们本身是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的组织性外化，甚至无需给予过高的礼赞。如果舍弃从人心出发，而选择从群体利益与阶级出身出发对公益机构做过多的身份定位与优劣判断，则只会令当今民间与官方的慈善都走向发展偏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