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转帖]纪念废科举一百年 - 德化论坛

作者：王诒

回顾科举废止一百年，有一个理想必须被提及。这比一切关于科举利弊的争论都更令人揪心。那就是当初创设科举制的先人，和一百年前力争废黜科举的先人，其实都怀着一个相同的、出自《礼运》大同篇的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在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上，这个理想一以贯之，就是渴求一个公正、平等和开放的“选举社会”。

在古人的观念里，“选举”就是反对一切世袭制和血统论的官员选拔制度。狭义上，古文中的“选举”与“科举”相对，指不依赖于标准考试的各种推举荐察之法。广义上，指包括科举在内的一切选拔制度。如历代史书中的《选举志》、《选举典》等。何怀宏先生将隋唐以降称之为“选举社会”，彰显一种与“世袭社会”相反的政治构造。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封建废而选举行”。用文革受难者遇罗克的话说，就是“一切经过努力不能达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这就是科举制的精神。不管后来它如何积弊沉重，如何不合时宜，但1300年的科举，始终饱含着中国人追求“选举社会”的伟大抱负，也是近代民主制兴起之前，唯一一种把任官资格最大可能向平民开放的选举制度。从唐到清约10万进士，其中约50％出身于三代以内无功名官职的平民家庭。进入《宋史》的官员中有46.1％来自寒族。明初一百年间，这一比例高至58.2％。在反对公共权力的个人、家族或集团的世袭垄断这一点上，我们今天并无资格，去小看当初飘荡在科场上空那振聋发聩的声响。就连力废科举的梁启超先生，也并不小看这种价值，他在变法中说，“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

他的意思是，在一切关于公共权力配置的旧制度中，科举是最公正的部分。就像今天的高考制度尽管受到无数诟病，但要承认，高考仍然是现行教育制度中最不糟糕的一部分，甚至也是全社会一切公共资源配置中合法性最高的一种。人们集中批判高考，只因为人们对未来的忧愁，胜过了对现实的不满。因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孩子们却比我们更重要。

在科举和选举之间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6人奏请立停科举。第二年开始停止所有乡会试。历经了近10年的废八股和废科举之争，这个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古之废封建的“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水到渠成，竟然并没有激起当时舆论和天下生员的喧闹。

当初废科举的焦点是为了废旧学、兴新学。因为八股制艺的内容的确扼杀了自由的精神，公职人员的选拔与学术教育的结合，尽管造成社会结构上的开放，却扼杀了知识与思想的开放。但科举废止之后会怎样？几乎没人去做全盘的思考。所以严复叹说，“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如果说废科举比科举更伟大，那是因为人们心中对于“选举社会”有了模糊的新的理想和动力。伟大不是因为糟粕结束了，是因为理想得以继续。我衡量废科举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以此节为墨绳的。那就是废黜科举究竟带来了中国“选举社会”的中断？还是激发了“选举社会”的重生？现代意义上的“选举”，专指以公民普选权为基础的投票选举制度。那么科举废，是否带来了选举兴呢？

其实科举是古代中国一个核心制度。它不单是教育制度，也是官员的养成和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它带动了社会与文化的整合。科举在社会结构上造就了士绅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了精英统治和士绅自治的两元格局。科举也影响了儒家“道统”的形成，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官员始终能够坚守某种高于“治统”的价值理想。废黜科举的实质，则是这一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瓦解。因此要走往新的“选举社会”，绝不是大办学堂就可以做到的。

一方面，学术的自由，新学的启蒙，新知识分子的产生。这一切在废科举之后的一百年如草长莺飞，进入中国史上最旺盛的时代。但政治共同体的选拔制度，却停滞在了科举与选举之间。一百年来，“选举社会”的理想失去了共识，也失去了能支撑它的新的政体平台。官员如何简拔？尽管科举早已废黜，民国以降的政治家们却始终在民选和科举之间反复徘徊。如孙文对科举情有独钟，提出“五权宪法”，专设考试院，在考选和民选之间拉锯。而1913年孙文建中华革命党，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元勋党员”等级数，分别对应不同权职。在近代中国首创了以政党资格审查替代科举资格审查的公职选任模式。

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前，曾经长期对官员进行国教信仰的宗教资格审查。美国独立后，特别在宪法中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资格检验”。而孙文开创的政党资格审查，是一种新版本的宗教资格检验，从此成为党国体制牢不可破的支柱之一。这一模式在1949年政权下一直延续到今天。科举制有助于道统与治统的两分，科举制下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对帝国政教合一倾向的一种抵抗。但科举废黜后的官员选拔制度，却堕落成了推动政教合一的工具。

有人说，源自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学的正是中国的科举制。其实大不一样。公职人员通常区分为政务官（领导干部）和事务官（一般公务员），也就是中国古代说的“官”和“吏”。由此观察人类的“选举社会”模式，大概有三。一是现代民主国家模式，政务官民选，事务官简选，后者接受文官制度的考核。二是中国古代模式，政务官考选，事务官简选。三是废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模式，颠倒过来，是政务官简选，事务官考选。

最后一种的政务官选拔方式，一路退回到了魏晋时代的“选举”概念。即由上级自由心证，“择优”提拔。既不受考选的约束，更不受民选的捆绑。废科举一百年后，我们由不算糟糕的儒家科举制，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党科举制。中国三代以来的“选举社会”理想，也被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历史三峡当中。两岸猿声啼个不停，千呼万唤就不出来。

在科举和行伍之间

清末废科举，不但是旧学与新学的交战，更是文与武的消长。富国强兵是当时一个压倒一切的理想。同治中兴造就了一大批湘军淮军出身的封疆大吏。使军功受益集团的地位开始崛起。而废科举在社会政治结构上造成的另一个恶劣局面，就是“生员废而军人兴”。

甚至从清初顾炎武开始，他对科举制的批评就在文人不能救国上。所以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则用世之材出也”。张之洞在1898年提出“寓科举于行伍”的建议，刺激了军人职位的吸引力。他说西方国家的人民都以当兵为荣，社会敬重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