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后需要超越——兼论中共指导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型 - 德化论坛

在发展的历史中，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5周年之际，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总结全会的历史局限性，提出第二次转型——指导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型，不失为一个历史的契机和现实的必要。

从25年后的视角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的很多发展是当时没有预料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三中全会公报中，虽然已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提到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语言在今天来看恍若隔世。当时还有人民公社，公报发表5年后，1983年取消了人民公社。公报中没有提市场经济，现在市场经济不光在宪法中有地位，而且已经变成了整个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产权也是如此，公报中大量谈的是扩大企业和人民公社中生产队的自主权，但前提是维护公有制。而在过去的25年中，从允许个体户，到逐步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如法制建设，公报提出，“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时最强调的是有法可依，因为那时中国基本上还无法可依。在过去20多年里，全国人大和各级地方人大制订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现在更重要的是“有法必依”。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行政法、国家赔偿法等出现，老百姓控告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有了法律依据，大大突破了当时的框架。还有一些公报中没有写的、潜台词的，比如公报讲，要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的一系列问题。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短缺经济，什么东西都短缺，买东西凭票证。25年中，中国不仅摆脱了短缺经济，1997年以后变成了过剩经济，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生产过剩、通货紧缩等。

回顾过去的25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远远超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走向。

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及其代价

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是肯定今日中国的巨大进步，假如25年前的事物不存在局限性，就意味着社会没有发展。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性何在？我认为，最突出的是指导思想上的局限性。

从三中全会到今天，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04新年伊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25年来，提法上有些不一样，但是以发展为中心、发展是硬道路的潜台词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提法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在是讲“发展”。

十年浩劫后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国家百废待兴，民心热切思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大胆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无疑是顺乎民意的英明决断。25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从1979年开始，经济年增长率平均在8－9％。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曾经有过这样的纪录，那时已引得世人啧啧称奇，而中国创造的是更大的奇迹。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经济连续大幅增长25年，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今后也未必会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转型是划时代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

然而，处于当时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后来出现的很多情况是始料不及的。今天回头看去，由于在理解和执行上的偏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并非没有代价。事实上，“中心”不等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一切。而后来所说的“发展”，更是一个多方位的概念，不论在理论界、政策界，或是在实际情况中，都有非常多的含义，并非限于经济领域。遗憾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狭隘地理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建设，等同于GDP增长率。更有甚者，有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到了“不惜一切代价争取GDP高增长率”的极端。在全国如此，在各地也是如此。结果，国家为这种片面理解的“一心一意谋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是环境代价。80年代很流行的看法是“先污染，后治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当时人们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回头一看，中国环境污染很严重了：酸雨面积之大，已开始危及韩国和日本，河流湖泊几乎都被污染了，生态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第二个代价是公平。一开始讲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在当时不失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经济迅速起步的良策。但是这种发展持续过久，使得社会公平成为代价。有一个口号至今经常被引用，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一般讲兼顾的东西都是不顾的，讲得极端些，所谓的“兼顾公平”就是不顾公平，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让一少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种指导思想25年积累下的结果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使中国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极为不平等的社会。

中国的贫富悬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差距。数据显示，2003年城乡差距达到了新高，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约3.5倍。如果再把城市的福利加上，把农村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减去，城乡差距可能达到6－7倍。第二方面是地区差距。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一种理论叫“梯度开发”：先让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下一个梯子到中部地区，最后到西部地区。这种想法，第一不考虑公平问题，第二个不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国家如果地区差距非常大的话，国家很容易被分裂掉，南斯拉夫就是一个例子，1990年分裂前它的地区差距达到8倍。前几年边疆省份一些官员说气话：“干脆我们独立算了，反正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种情绪很危险。后来中央在1999年做出开发西部的决定。另外两个方面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在全国各地都十分明显，而且正急剧扩大。

1982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太公平。衡量公平的指标为“基尼系数”，一般低于0.3以下为公平，0.3－0.4之间为比较公平，超过0.4为不公平。当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22－0.25之间，90年代末达到0.4－0.45，现在可能已接近0.5。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面，不公平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阶级冲突、社会动乱和武装政变。

第三个代价是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