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镜头和文字抒写多彩晚年生活一一记泉州市“最美老干部”曾宪校 - 憨鼠网
关键信息
- 发布时间
- 2018-07-29
- 作者
- 振翼山人
25年来,在《中国老年报》、《中国老年教育》、《福建日报》,以及江西、浙江、广东等国内多家报刊发表反映老年人题材为主的各类

25年来,在《中国老年报》、《中国老年教育》、《福建日报》,以及江西、浙江、广东等国内多家报刊发表反映老年人题材为主的各类新闻报道、怀旧文章1500篇(其中刊载在《福建老年报》近千篇),还出版了《我的退休生活》和《家乡记事》约10多万字的两本书。
创造这一串串不凡图文数字的作者就是曾宪校。他是德化县上涌镇曾坂村人,1937年8月出生,1955年1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乡镇党委秘书、县组织部干部组组长、县人事局副局长等职,1997年11月退休。
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在德化县城关寨头新村简陋却十分洁净的套房里,我们见到了这个身材瘦弱却精神矍铄,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爬格子"、"玩咔嚓"的耄耋老人。
越过厅室,便是曾宪校老人约十几平米的卧室。说它是居室,倒不如称它为书房。因为映入眼帘的,除张床外,便就是书橱里、电脑桌、木椅、地板上那些到处堆放着的书本和稿纸,而最为显眼的就是地板边角那堵约半人多高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老曾以年度,用牛皮纸精心装订起来的二十多本《福建老年报》。
我们开门见山地说明采访来意。老曾从书架上取下八大本、近两千页,自1993年10月22日,发表在《福建老年报》的第一篇处女作《德化县、乡、村、组、家多形式办老人活动场所》至今的1500多篇图文并茂的作品。
翻开剪报本,老曾眼眶泛红、表情激动!一张张图片、一篇篇文字,唤起了他一个个亲切而又难以忘却的采访往事!
雨夜,险些葬身崖谷。2001年夏季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晚上,老曾不顾家人阻拦,要儿子用摩托车载着他冒雨前去龙门滩采访那儿的夜校。彼时龙门滩至德化县城的公路还未开通,父子乘坐的摩托车在崎岖泥泞的村道上颠簸,途经苏洋岭路段,坡陡弯大路滑,车子控制不住,撞向路内,两人飞出车外,狠狠甩在山坡上。老曾的儿子连忙扶起满身泥水的父亲,只见他双手紧紧抱住照相机,笑着对儿子说"没事没事。"其实好得摩托车只是撞向路内的山坡,若车子往外冲,路旁则是高达数十米的峭壁悬崖,其后果不堪设想!
报道,意外的发现。与永泰县邻边的,德化县最偏远的杨梅乡安村村有一个角落叫大传,交通极为不便,其间与外隔着一条溪流,杨梅乡原副乡长温茂元退休后回村引领群众开公路、建水泥桥。曾宪校知道这件事后,数次乘坐班车不远百里前往采访。在完成《退休干部带领群众建桥筑路》一文后,曾宪校又到隔邻的丁荣自然村,他本意是要采访这儿的老年学校,却无意中发现村落植有26株百年以上的古银杏,其中一株最大树龄500多年。于是,他除了完成《山旮旯办起老年学校》的稿件,还把丁荣的古银杏拍成图片制作成《德化丁荣古银杏》,发表在《福建日报》和《福建环保》上。可以说,现今每年摄客游人云集,已风靡福建省内外的德化县杨梅乡的丁荣古银杏村落就是老曾最早发现并予以宣传报道的。
拍照,圆百岁老人夙愿。春美乡古春村有个老人叫苏长庆。百岁生日时,他的儿孙特意在德化县城的"益源酒家"办了几桌酒席。老人知道曾宪校会拍摄人像,特意打电话请他第二天去。次日晚上,老曾前往"益源酒家"却扑了个空,原来按照当地农村的习惯,生日宴一般都是安排在中午请客的。"老人活到一百岁不容易,说什么也不能给他老人家留下遗憾!"老曾想到这里,第二天便乘坐班车来到春美乡,又徒步赶往数公里外的古春村。在老柏树下苏长庆的家门外,两位老人紧紧握手相拥后,曾宪校顾不上擦汗喝水,忙着与其儿孙在大厅的墙上挂起寿图,给老人搬椅子坐好,又为长者梳发端容,然后举起手中的相机,"咔嚓嚓"地连着拍了好几张相片,圆了老人百岁拍张影像的愿望。
这些年,老曾的采访工作远比别人辛苦得多,一是因为他不会开车,下乡要么自己掏钱搭班车,要么就得求别人用车载着去;二是文化底子薄,只是读了六年的私塾,写作、上电脑都得翻查字典;三是年纪大,记性不好,2012年,购置了电脑,那年他已75岁,他一天10多小时,不停地坐在电脑前,学习计算机知识,有时候为了某个闹不清楚的地方,得走上几十分钟的路程,到老年大学或到街上的电脑店去请教师傅。
当然,通过努力,如今的他不但会用拼音打字写文章,还会选择网站查看新闻、应用软件处理图片,通过QQ发邮件,也告别了自己手写文字和寄信的过去,但他却是付出了比别人要多出数倍的努力。
老曾充满深情的回忆,让我们动容、敬佩!
转过话题,当然也提到一些人对老曾写作、摄影的不理解,有的人说他是为了稿酬而为。老曾说,如果靠那点稿费,他早就要"吊鼎"(吃不上饭)了!稿件,邮寄需8分钱的邮票,出外拍摄采访请车要路费,当时可没有数码的相机,拍照用的胶卷也要钱, 36张一卷的"柯达"或"富康"牌子的,得花10几元才买得到,而真正拍好能用上的也就那么三两张,其余的都只能作废。还有那相机,二十多年购置了七台,用坏了六台,得要多少钱?而开始拍摄、写作那年,他的工资仅有一百多元。
这数十年,花在摄影和写作上的钱,到底有多少?难以计算!他只知道,反正每月领到的工资,常常是未到月底,就袋子空空如也了。
谈及最要感谢的,老曾说,首先是他的母亲。曾宪校小时候很苦,父亲于他7岁之时就大病卧床不起。临终之时,他拉着妻子的手嘱托无论如何要给孩子多少读点书。妻子安葬了丈夫,也记住了男人的话。她不顾裹脚女人难以行走的痛苦,一年四季风里雨里地下地干活,遇到山上的梯田,她实在爬不动,就给人编织草垫、做针线活用以换工。收入的谷粮,供儿子读了六年的私塾。此后,曾宪校虽然由于家里实在太穷而于13岁不得不停学回家参加劳动。但是,那几年能读上《三字经》、《大学》和《中庸》等"之夫也者"的书,比起当时的大多同龄孩子算是幸运多了。而正是母亲含辛茹苦、省吃俭用让他学到的这点文化,使他能够在以后参加工作时得以实践锻炼提高,并在临近退休后至今的二十多年的晚年创作生涯给派上了用场。
再者是他家人的支持。家人看到他拍摄、写作的高兴劲,都很理解和支持他。儿子经常用摩托车载着他到数十公里外的乡下去采访。老曾忙于外边,很少顾家,妻子邱春桃则默默地在家中挑起所有家务,老曾买电脑需要4000多元,资金缺口大,她二话不说,把积攒的平时儿女们给的千来元递到丈夫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