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那两年多 - 憨鼠网

38年的教师经历，回首往事，令我十分眷恋而又百般感叹。有坎坷悲伤，亦有成功喜悦。但无论如何，总算为自己的从教生涯画上了圆满的记号。而最难忘的则是那最初两年多的民办教师经历。

何谓民办教师？简单说来，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特殊教育产物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发给任用证书的不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教学人员。

1972年，是我初中毕业后，到德化县三班公社三班大队上山下乡的第四年。春寒料峭的一天早上，我高挽裤腿，正在烂泥田里挥汗如雨地挥锄挖地。田埂那头，有人传话给我，说是三班中心小学的郑金俭校长有事相找，让我马上到学校去一下。我向生产队长请了个假，带着满身泥土，来到学校。

办公室里，那个看起来年约四十开外，矮个子、满头白发的郑校长见到我，便开门见山地说是学校岗位缺编，想让我担任民办教师，月薪21元（其中县里发16元，大队补贴5元），问我愿不愿意干？虽然钱不多，又是个前途未卜的编外教师，但是比起起早摸黑，风里雨里地在田里劳作，每天挣不到几角钱的状况，那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我自然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了。

清楚地记得次日早晨刚来到学校的情景。三班小学，一座不知何年代修建的二层楼房的土木结构楼堂。我从楼梯爬二十多级才能到楼上的二年级教室。教室门窗破旧，凛冽的寒风毫无遮拦地呼啸而入。壁上一条孤零零的铁线吊起中间残缺半块条木的黑板。四排高低不平的桌子紧挨着。三十多个两腿间夹着竹编"火笼"的学生在狭窄的两桌之间的长凳上就坐。黑板上方正中贴着毛主席像，两旁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勉励字幅。三楼那侧，传来了"哐哐"的以铁轮胎敲击的上课钟声。"老师好！"同学们扯声离座站立，我挥手示意大家坐下，可同学们还是齐刷刷地站着不动。我有点发懵，好长一段时间了，才想起该回一句"同学们好"的问候语让大家坐下。就这样，在孩子们轰堂大笑的气氛中，开始了我之尴尬的第一堂课。

学校严重缺编，一至五年级十个班级，却只有十三个教师，其中民办、代课老师6人，占了接近半数。那时的教学时间每周五天半，周六上午也得上课。虽然体美音等技能科已经采取同年级拼班上课的做法，但除了校长、教导等行政人员照顾几节课，其余的教师工作量都很重。我和几个年轻教师，更要多承担科目，我一周三十二节课，只休息一节课。

教学上，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可查，也没有教案范本，更没有现在可"百度"的万能电脑和印刷完美的各科标准试卷。语文、数学有书，虽然也得写好"下水文"和于课余时间学着做些三角板、圆规等木制教具等，但是都能对付得过去。遇到上音乐课，问题就来了，全校惟有一架老掉牙的台式风琴，而技能科教学一般都安排在上、下午的第三节，好多个班级上音乐课，学生们抢着往自己的班级抬风琴。我还好，大不了可以拿把二胡拉，学生唱，借以让喉咙得以暂时的休息。许多老师则须吊着嗓子教歌，学生扯着嗓子喊歌，四十五分钟课上完，大家的声音也哑了。

课余的教学准备，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刻蜡版。那是当时每个教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你得先写出提纲、试卷等书面材料，然后以专用的打印蜡纸铺在一块30×10厘米的钢板上，用铁笔刻上文字，然后再把刻好的蜡纸贴在油印机的纱网上，用蘸着油墨的滚子，一压一滚，一张一张印制出来。刻蜡板，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要均匀用力地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写，必须轻重有致，用力轻，印出来的字就模糊；用力太重又会划破蜡纸；同时还得格外认真仔细，若刻错字需用铁笔轻轻抹去，再以点燃的蜡烛泪滴在上面，这挺麻烦。刻完蜡纸，还得滚印，这时你得特别注意油墨的不长眼，稍加不注意，往往会弄得你满头满脸都是，像个"黑包公"。

进校一年多的1973年春季，县进修学校的周荣地老师带领6个泉州师范毕业生到三班小学实习，校长不由分说地往我任教的班级给分配了三个。好家伙，教室后面突然坐着几个听课者，最显眼的就是那个堂堂课必到，必记着笔记的，被县教育界称为"教学权威"的周老师。他们每天六节课，连呆两个月，你除了得上好课，课前的准备工作也得准备得非常充分。刚开始那段时间可害苦了我！我战战兢兢、寝食难安。晨起则往班级赶，写好板书，等候学生，精心上好每堂课；晚上批改作业，写好教案，深夜难以掩卷。到后来，我记住了周老师"莫把后排的人当听课者，只当他们是你的学生"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场适应和教学能力的提高，"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因为我课前准备得充分，课堂教学发挥逐渐得心应手，紧张的情绪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教学的基本功有时候就是在有形的压力下给逼出来的。

我的民办教师坦途正顺，那年5月正巧泉州医科大学前来招工，我榜上有名。可期间所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本已板上钉钉的好事瞬间落空。原来周六的一个下午，浔中小学五年级的少先队员到学校和我们联欢。就在大家围成一圈排好队伍的时候，一名叫"黑科"的调皮学生突然脱下他身旁一名同学的裤子，引发了大家的尖叫哄笑。我作为少先队的总辅导员，听着那个光屁股小同学的嚎哭，觉得非常没面子，不由怒从心起，一把拉过"黑科"便往办公室拖。也许下手太重的缘故吧，"黑科"回家后头晕呕吐，受了伤。好得他的姐姐是我母亲当年的学生，这才让我大事化小，学校没再追究责任。可我的招工还是因此而告黄没了戏。虽然学生顽劣，但我在情急时，终究未能做到"该出手时不出手"，对学生造成了伤害。这是我至今都很难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为自己的过错深深自责！

1974年秋季，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被推荐到泉州师范读书。从此卸下民办教师的名份。毕业后，成为一名正式教师。

如今我已两鬓如霜，早就退休了。三十八年的从教之路成了永远的历史，解甲归家之日便是安度晚年之时。往事如烟似雾，它们已在岁月中渐行渐远，但于三班小学两年多的民办教师经历却如小树上的年轮一样，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