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坊的回声 - 憨鼠网

我家曾有三人，在当年的德化红旗瓷厂做工。二弟媳、四弟和四弟媳，都是瓷厂的工人。在那些年月里，能进这样一家国营大厂，端上“铁饭碗”，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事。父母亲为此很是骄傲，常在人前提起，语气里带着不自觉的扬眉吐气。

我却有些不以为然，甚至暗暗反感。不为别的，只因他们的嗓门——实在太大了。说话像喊话，笑声像打雷。四弟和四弟媳尤其爱热闹，不知何时，竟在家里天花板上装了一盏能闪出五颜六色光斑的灯。每逢周日晚上，家里就成了“派对”现场，来的是他们一样大嗓门的工友。音乐轰响，人影晃动，笑声、歌声、说话声混成一片，震得楼板仿佛都在颤。我常躲进里屋，捂起耳朵，心里埋怨：怎么就不能安静些？

有一回，我在隔壁的浔中学区教书，课间信步，走过与瓷厂仅一墙之隔的小路。忽然想看看他们平日工作的样子，便走进了红旗厂的大门。

成型车间里，是另一个世界。巨大的机器轰鸣着，震得人脚底发麻；传送带隆隆滚动，泥坯在工人手中流转；窑炉的方向隐约传来沉闷的轰鸣。空气里弥漫着瓷土湿润的气味和机油淡淡的气息。声音在这里失去了形状，变成一股浑厚、持续、无所不在的洪流，将人包裹其中。

我看见四弟在仓库门口，正和谁比划着说话。他的嘴一张一合，脖子微微梗起，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膛里用力掏出来，掷进这片声浪里。离得不远，我却只看见他急切的表情，听不清内容。直到他看见我，大步走过来，凑近我的耳朵喊了声：“哥！你怎么来了！”那声音洪亮、干脆，像一颗石子穿透轰鸣，直直撞进我的耳膜。

我们在车间的角落站了一会儿。他必须用近乎喊的音量，我才能勉强听清。他说这是球磨机，那是压坯机，那边是修坯的工位……他的手指点着，脸上有一种我平日少见的、专注而熟练的光彩。有人来领材料，他赶忙过去，在一片嘈杂中高声核对、签字。他的声音在那片机械的咆哮中，竟显得清晰而有力，像船桨劈开厚重的江水。

我离开车间，走出来。当那扇厚重的门在身后关上，世界陡然静了。耳边忽然只剩下风声，还有自己一下一下的心跳。我站在厂外的空地上，怔了好一会儿。那片寂静，反而让我有些不习惯了。

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那巨大的、仿佛要掀翻屋顶的嗓门，并不是他们天性粗粝，而是被车间里日复一日的轰鸣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耳朵，习惯了那种分贝；他们的声带，适应了那种用力。那种“喊”，是在机器声中让彼此听见的唯一方式，是汗水与节奏的一部分，甚至成了他们身体的一种记忆，一种工人之间无需言明的默契与纽带。当他们下班回到家中，那片喧嚣寂静了，可喉咙里那份“响”却一时半刻静不下来，就像离开海浪的水手，走在陆地上，总觉得脚下还在摇晃。

后来，红旗瓷厂关闭了。机器停了，轰鸣歇了，那座庞大的厂房安静下来，像一头疲惫睡去的巨兽。再后来，它被改造成为“红旗坊”，成了瓷都德化文旅景点。旧日的车间铺上了光洁的地砖，摆上了展品与咖啡座，轰鸣被柔和的背景音乐取代。

四弟和弟媳，还有他们那些老工友，偶尔还会来我家坐坐。他们依然是大嗓门，说话声音洪亮，笑起来中气十足。但如今我再听，那声音里不再有刺耳的嘈杂，反而透着一股子敞亮与热络。我会给他们泡茶，听他们用那标志性的、毫不收敛的音量，回忆当年哪个车间最热，哪条窑出的瓷最白，谁在文艺比赛里拿了奖，谁又曾在哪个角落偷偷打过盹……他们的声音撞在墙壁上，似乎还能激起一点点当年车间里的回响。

如今的红旗坊，整洁，安静，带着文艺的气息。年轻人在这里拍照，游客在这里了解德化瓷的历史。有时我走进去，看着那些被保留下来的老旧机器，静静地站在暖黄的射灯下，像博物馆里的标本。我总会想起多年前那个轰鸣震耳的世界，想起那些在声浪中用力生活、用力说话的人们。

而我家客厅里那依然洪亮的谈笑声，此刻听来，不再是噪音，那是一段活生生的、带着体温与灰尘的过往，正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它曾经存在过。那声音里，有泥土的质感，有窑火的温度，有一个时代笨重而热闹的共鸣。它不再让我捂起耳朵，反而让我想更用心地听清，听清那声音背后，一代人曾经怎样热烈地生活过。

作者简介：振翼山人（笔名）。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百余篇发表在《中国乡村》《红土地》《每周文摘》《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泉州晚报》等报刊杂志上，著有三十万字《足迹》散文集一书，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