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五十年的“相亲” - 憨鼠网

红洋水库的水，今年冬天绿得格外沉静，像一块忘了时间的翡翠。我站在坝上，山风穿过上衣的缝隙，心里盘算的却不是水位和土方。五十四年前的此刻，我本该坐在永春吾丰镇的一间瓦房里，局促地搓着手，对面坐着一位据说“很漂亮”的姑娘——小美。

那是1972年农历腊月。快过年了，空气里除了寒冽，还多了点别的躁动。大成婶为我的婚事操碎了心，她拍着胸脯保证，她那在吾丰镇的外甥女小美，模样周正，性子柔顺，是持家过日子的好手。“腊月二十，就腊月二十！你从工地回来，拾掇拾掇，我带你过去相看！”她眼角的皱纹都笑成了菊花。二十岁的我，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又慌又盼。收工后，常对着结了冰碴的溪水，使劲想把翘起的头发捋平。

腊月十九，三班公社大喇叭响了。苏书记的声音带着砂纸打磨般的粗糙：“红洋水库填坝，攻坚！缺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同志们，有没有信心顶上？”会场的大灯泡下，几十张年轻的脸被照得发亮。热血“轰”地涌上头顶。“有！”我的声音冲在最前面。脑子里那点关于“小美”的、朦胧的想象，瞬间被“工地”、“水库”、“任务”这些更滚烫的词语挤到了角落。我几乎是跑着去跟大成婶说的：“婶，去不了了，水库要攻坚！”

腊月二十，吾丰镇是去不成了。我穿着打补丁的旧棉袄，和几十个同样年轻的伙伴，把铺盖卷甩上板车，一头扎进了红洋水库的黄土坡。那天的风，比以往更硬，刮在脸上像细鞭子抽。我抡起锄头，刨着梆硬的冻土，心里不是没有过一刹那的恍惚：今天，本该是另一个样子。但下一瞬，板车辘辘的声音，伙伴们高亢走调的歌声，还有那面在灰白天空下被风扯得笔直的红旗，就把那点恍惚淹没了。土要一锹一锹挖，坝要一担一担挑，那“漂亮的小美”，在热火朝天的现实面前，成了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

日子在汗水里浸泡着，一天天挨近除夕。工地的劳累是纯粹的，倒头就睡，梦里只有黄土和号子。偶尔夜深，躺在漏风的工棚大通铺上，听着伙伴们的鼾声，我会想起大成婶的话，想象一下“吾丰镇”和“小美”该是什么模样。但那想象很快就被身体的酸痛和第二天更高的土方任务冲淡。我们像上了发条的齿轮，只围着大坝旋转。

真正的“年”来了，是除夕的下午。坝体终于合龙，只差最后几十方土的“盖顶”。回，还是不回？留下的人彼此看了看，没人说话，却都默默重新拿起了工具。苏书记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小袋硬水果糖，一人分了一颗。糖在嘴里化开一丝可怜的甜，混着汗水的咸涩。我们唱起歌，用尽力气吼着，歌声在空旷的山谷里撞来撞去，试图驱散越来越浓的暮色和……那一点点终于无法回避的、关于“家”和“错过”的怅惘。

最后一车土夯下去，天边只剩下一抹残存的、血红的霞。没有欢呼，只有一片沉重的、满足的寂静。我们像一群灰头土脸的土偶，踩着咯吱作响的冻土，踏上回家的路。暮色四合，山路模糊，口袋里的水果糖纸窸窣作响。这时，一种尖锐的失落才后知后觉地袭来，把我攫住。我错过了。不仅仅是一个约会，我可能错过了我人生故事的另一种开头。小美今天会不会等？她生不生气？大成婶会不会骂我“放鸽子”？这些念头一旦开了闸，就再也收不住，和身体的疲惫搅在一起，沉甸甸地坠在脚底。

回到家，已是深夜。母亲端来热水，心疼地看我狼吞虎咽。我犹豫半天，才低声问：“大成婶……那边有说啥不？”母亲叹了口气：“来过了。说人家姑娘等了半天，后来听说你去水库工地，过年都不回，也没说啥，就走了。” “没……没说别的？” “只说，公家的事，是大事。”

后来，我按部就班地生活，被推荐上了泉州师范，娶了同校的另一位同学，生儿育女。大成婶多年后提起，只模糊说小美后来也提了干，嫁到了外地，日子平淡。我再也没见过她，连一张照片都不曾有过。她的模样，在我记忆里从未清晰，永远停留在“大成婶漂亮的外甥女”这个笼统的称呼上，像一个没有画上五官的剪影。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站在竣工多年、安澜无波的水库前。风吹过万顷碧波，也吹过我满头白发。我忽然明白，我错过的，或许并非某个人，而是青春时代一个朦胧的可能性，一个“如果”的岔路口。而我所选择的，是另一个方向：那是1972年寒冬红洋水库的黄土坡，是掌心磨破又愈合的茧，是暮色中归途的歌声，是融进这座大坝里的、我生命中最结实的一抔土。

水库无言，蓄着一汪深绿的时光。那里面，有没有一滴水，倒映过某个遥远镇上，一个姑娘在腊月二十那天，从期待到释然的模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转身离开，身后这片被我们用青春夯实的坚实土地，正默默守护着下游无数个家的、安宁的灯火与圆满的年。

有些相遇，注定是为了更辽阔的失约。而所有的错过，或许都是为了灌溉另一片更为广袤的、无需言说的丰盈。

（以上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振翼山人（笔名）。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百余篇发表在《中国乡村》《红土地》《每周文摘》《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泉州晚报》等报刊杂志上，著有三十万字《足迹》散文集一书，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