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出版《敦煌县志》记 - 憨鼠网

敦煌市档案馆藏《敦煌县志》（道光辛卯春）木刻版印刷本，距今已168年。此志由时任敦煌知县苏履吉倡修，鸣沙书院主讲曾诚执笔完成。

苏履吉，拔贡出身，福建省德化县人，任敦煌知县先后七年。他在任上，为敦煌人民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重修鸣沙书院，二是修撰《敦煌县志》，并捐自己的养廉银制作雕版，使此志出版传世至今。他初任敦煌知县，鉴于敦煌辉煌悠久的历史，延绵不断的人文积淀，淳朴敦厚的民风，即有撰修敦煌县志的打算。后从安西回任敦煌知县，便聘请曾诚为主修，组织敦煌学子20余人搜集史料，实地调查，使《敦煌县志》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审定脱稿。全志7卷4册，约4.9万字，以清乾隆二年（1737年）黄文炜所撰《肃州志•沙州卫志》为基本骨架，记叙比较简略。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敦煌自清代雍正设卫，衰落已近百年，文献湮没殆尽，仅有《沙州卫志》可循，资料搜集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修志始，苏履吉可能已考虑到雕版印刷不易，经费困难，以简略为要。虽然《敦煌县志》不是敦煌自西汉建郡设县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但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这是由个人捐资、刻板印刷的方志，在志书之林中闪射出独特的熠熠光彩。更令人惊叹的是，历经百年风雨沧桑，368块《敦煌县志》雕版，至今仍保存在市博物馆，还可印刷出一卷卷古香古色的志书，可以想见，这中间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有识之才，悄悄地担当了《敦煌县志》雕版的保护神。

自此以后的百余年间，敦煌再未修志。直到1941年，即中华民国30年，中国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抗战后方的敦煌人，为挽救祖国危亡，出兵、出粮、出力，也到了咬紧牙关的时候。此时，敦煌人仍没有忘记撰写自己的历史。这一年，时任敦煌县教育局长任子宜、教育科长窦景桂、财政科长张志、民政科长王用权商议，前清道光十年苏知县创修的《敦煌县志》，迄今“已逾百年，原志简略，又阙文，非续不足补遗文，非重修尤不足成完璧。”即经县长章朗轩同意，决定设立县志局，调专人修敦煌县志，此事报省府得到批准，遂委责前清拔贡吕钟任总编纂辑，并将吕钟十年寒窗著成的《敦煌外史》，作为县志的蓝本并易名为《重修敦煌县志》。吕钟先生即“剪裁旧作，著成新志”。一年之后（中华民国32年，即1943年）粗定成书，唯自计才识翦陋，方志繁难，獭祭成书，舛廖诸多，不敢自信。遂于32年函送省垣请张鸿汀、慕少棠、水楚琴诸大家详加校阅，指示方式。校阅后送还，又由钟再加整理，又由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向觉明（向达）先生借与巴黎、伦敦所藏敦煌石室出书《沙州文录》《金山国坠简零》《瓜沙曹氏年表》《敦煌氏族表》等书再加增订。殊觉较前完整，似可出版。”上述是吕钟先生在民国35年即公元1946年，向当时的敦煌县长康天衢送《重修敦煌县志》稿并请筹集抄样本，印行专款报告中的一段话。吕钟撰写《重修敦煌县志》前后历经六年。

《重修敦煌县志》稿竣后没有出版，只分抄了三部。一部1946年为请拔印经费曾送呈当时的敦煌县长康天衢；一部1947年由敦煌的“国大”代表窦景椿去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时带去联系出版。后时局骤变，抄本随窦去了台湾。这是1943年参与抄写者张促先生回忆的。所剩一部成为孤本，历经半个世纪，现收藏于市档案馆。经岁月剥蚀，虽纸质泛黄，边缘破损，但所藏11册，字迹清楚，修改处旁加纸条基本完好，每改一次还留有一小红圆印章，亦清晰辨。与此稿本放在一起的是印有“敦煌县四清工作团”字样的大信封。可以设想，在那个混沌的年代，此稿能幸免于难并得以保存，功在我们已无法考证的“四清”工作团的领导或工作人员。

《重新敦煌县志》对道光十年后敦煌的自然岁月、风俗民情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的记载，有时代特色。特色之一，当代人记当代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作者经历了清末、民国时期政治动荡、王朝更替的时代变迁，所记当时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兴衰均亲历目睹。所以，此志读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在《大事记》中记载马仲英征兵派款之事：“民国二十年元月，强令共支车资粮秣，百姓负担十倍从前。其最苦者，强民为兵，屡征无已，孤人父母，寡人妻妾，每征一次兵，父母妻子，牵衣顿足，拦道痛哭者，不计其数。”廖廖数语，将旧时代老百姓受苦受难的情景，描述得淋漓尽致，恻民之心跃然纸上。特色之二，资料翔实，具有真实性。此志将清代、民国众多的人物传略、诗文以及建国后被我们毁弃轶失的众多碑碣文献尽数收录，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史料。志中记述了清末光绪30年至33年（1904-1907），发生在敦煌的一次农民抗“采买粮”事件，清朝统治阶级把它说成是“暴乱”行动。为了弄清事实真象，修志者查阅了省、道、县大量的档案资料，走访了方方面面的知情人士，以亲身体会、走访所得，弄清了这完全是官逼民忿的正义行动。据实陈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历史记录，不失为一篇极有意义的乡土历史教材。此事虽逾百年，仍被当地人民广为传颂。特色之三，专题记叙，详略别，具有查考性。志书对敦煌地区的民俗风情、自然灾害、疫病流行等，都有专章叙述，为我们了解市情、民情，发展农业生产，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改善社会风气等，都具有一定的查考价值，为正确决策提供可行依据。

除上述主要特色外，该志还汇集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部分史、地和艺文资料，这为我们查证历史、文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该志成书于兵荒马乱、经济凋敝的年代，几经周折，亦未能刊印，只有手抄本传世。[---分页---]

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发以来，敦煌被国家列为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外学者、专家、大专院校师生和游客来到敦煌学的故乡莫高窟，研究、临摹、考察、欣赏敦煌文化艺术，浏览敦煌名胜古迹。他们从各个领域研究敦煌学、著书立说、撰写论文、临摹壁画、研习书法、创作美术作品、搜集整理有关敦煌的文史资料，使地处西北偏僻荒漠戈壁的敦煌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中外学者了解敦煌历史、走近敦煌的需求日渐高涨。然而，或因文言繁体且无标点断句，普通读者难成诵；或因仅为手稿，字迹模糊，篇章零乱，只好在档案馆尘封了半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