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阿立 - 憨鼠网

从车站出来，是泉州九月湿热的午后。空气凝滞，浮着一层尘土与汗混合的黏腻。我提着两件行李，茫然四顾。一辆三轮车停下，我报了去处。前排已坐着个年轻人，短袖衬衫，皮肤黝黑。他回头看我，眼神动了动，没说话。车子启动，风才有些流动。他忽然侧过身，用泉州方言对我说：“你到前面来坐吧，看得清楚。”不由分说，他利落地跨到后面，将前排位置让给了我。风迎面吹来，路旁的凤凰树掠过，他一路沉默。

到了师范，他跳下车，不等我说话，已拎起我最重的箱子。“走吧，新生宿舍在这边。”他步子快，我跟得有些气喘。放下行李，他额上沁出汗，只说了句“到了”，便转身离去。我连名字也忘了问。

后来，在食堂窗口后，我又看见了他。他系着白围裙，握着长柄大勺，神色是公事公办的平板。轮到我了，他眼皮都没抬，手腕一沉一舀，一撮炒青菜、几片豆腐，不多不少，稳稳落在我的搪瓷碗里，和前面任何一个人碗里的一样。旁边有同学小声说：“喏，那是校长的儿子，阿立。”我才知道，他不只是那个沉默的引路人。在那个年代，“校长的儿子”这个身份，非但不是光环，反倒像一道无形的栅栏。父亲的影子未散，他困在这里，是食堂的帮工，兼作电工。

但我们有琴房。那是我逃避沉闷课业的洞穴，也是他暂时脱下围裙的地方。我拉手风琴，他常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斜倚着门框听。听久了，他偶尔会借去我的手风琴，手指在贝司键钮和键盘上游走，竟能奏出《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更多时候，他只是听，直到暮色染透窗玻璃，才默默离开，像一道褪色的影子。

周日的琴房，是我们的暗号。傍晚，当我练完最后一支曲子，琴盖上总会多出一个浅蓝色的搪瓷小罐，盖子扣得严实。揭开，是码得整整齐齐的油炸肉片。肉香混着旧风琴羊皮风箱的气味，成了那个清苦岁月里最妥帖的慰藉。我吃得理所当然，心想，厨房里的人，手指缝里漏出一点油星，总是容易的。他从不提，我也从不问，仿佛那是琴声换来的、心照不宣的报酬。

直到那个周日傍晚，我去食堂稍晚。人已稀疏，隔着打饭窗口，我看见阿立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两张绛红色的菜票——那是两元钱，能打好几顿带肉的菜。他递进窗口，里面递出的，正是那个熟悉的浅蓝色搪瓷罐。我愣在立柱后面。原来那每周一次的、扎实的、带着焦香的慷慨，并非权力的边角料，而是从他本已菲薄的定量里，一分一厘、一餐一饭，硬生生省出来、抠出来的。那罐肉，突然有了难以言喻的重量。

毕业前夕，气氛松快而怅惘。阿立忽然对我说，要跟我一起坐学校派去接我的手扶拖拉机，回我德化山里老家看看。我诧异，他说：“想看看能拉出那样琴声的山，是什么样子。”

山路崎岖，拖拉机像喝醉的铁牛，颠簸吼叫。阿立坐在我对面，扶着车厢板，望着向后飞速流去的绿色，眼神里有种罕见的、属于他年龄的飞扬。变故来得突然，一个急弯，车身猛地一斜，整个世界骤然颠倒、翻滚。天旋地转，泥浆的气味猛地灌满口鼻。等剧痛和晕眩稍定，我发现自己半截身子埋在路旁水田的烂泥里，拖拉机整个翻扣在田埂边。

“阿立！”我慌了，声音嘶哑。

泥浆那边有了动静。一个人影，艰难地从拖拉机车厢与烂泥的缝隙里，一点一点挣出来。是阿立，满头满脸的黑泥。我连滚带爬地过去抱住他，泥浆从他身上糊到我身上，温热的，带着他的体温。他却咧开嘴，白牙在满脸泥泞中格外醒目，竟还能笑出来：“没事，我命硬，小时算过，我有九条命，阎王爷打盹，一时半会儿收不走我。”

我们在泥水里互相搀扶着，狼狈不堪，却莫名其妙地一起大笑起来，笑声在空寂的山谷里传出好远。那是我记忆中，他最恣意的一次笑容。

那竟是最后一面。回乡不多久，泉州一校友来的信，说阿立在一次夜里，赶着为学生宿舍检修电路时，意外触电。信上说，走得很快，没受什么苦。

我没能再见到他。只有那个搪瓷罐，我带回了家。有时深夜，无端会想起那个从泥浆里挣出的、亮着眼睛的笑容，想起那句“我有九条命”。原来，再硬的命，也抵不过命运指尖一次偶然的火花。他像一道影子，在我青春的琴键上按下一个沉默的和弦，便融进了更深的黑暗里。那罐肉的滋味，那泥泞里的笑声，还有琴房窗外，他默默听琴时，被暮光拉得很长、很安静的影子，从此便成了我心中一块洗不掉的印记，不常触碰，却总在那里，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灰扑扑的，却又无比清晰的质感。

作者简介：振翼山人（笔名）。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章百余篇发表在《中国乡村》《红土地》《每周文摘》《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泉州晚报》等报刊杂志上，著有三十万字《足迹》散文集一书，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