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见多多 - 憨鼠网

福地 王建德摄于瓷谷仙境

☉张传捷

追溯中国历史长河，没有哪朝哪代人民不为“福”抗争过、奋斗过，可有哪朝哪代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没有。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人民才真正福见、福到。

汉字“福”，左边是“衣”，右边是“一口田”，意是有衣穿，有饭吃，便是“福”。看如今，福见又何止有衣穿、有饭吃。

耄耋之年的母亲，说起“福”来滔滔不绝。

母亲生于三十年代，今年八十有五。早年，母亲在艰难中成长，在苦水里泡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行无定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母亲，受尽苦难折磨，对“福”的体会最深刻，也最有发言权。

我是花甲之年的退休干部，吃过苦，挨过饿。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福利，看得见，摸得着，更是福见的亲历者，福见的受益者。

衣着福

母亲小时候，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人民遭殃，物资奇缺，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母亲清楚地记得，兄弟姐妹四人，不分男女孩，老大穿了给老小，破了补好再穿，一件衣服补了十多个洞，有时要找块碎布补洞都难。最难熬的是冬天，天寒地冻，晚上睡觉，外公外婆总是让他们扎堆一床，相互取暧，为防床板漏风，就多垫些稻草；白天，外公外婆不让他们往外跑，生怕冻坏，待太阳出来，生个火堆烤烤热，有时也给他们一个竹篾火烘轮流烤手脚；一天早上，寒风嗖嗖，外婆起来生火煮饭，他们兄弟姐妹争着要坐灶口取暖，扯来扯去，把本来“十补八纳”的衣服拉坏了，外婆狠揍他们一顿。有一次，母亲跟着外婆去赶集，街上卖一种小红点花布，母亲缠着外婆买，必竟当年是爱美的十三四少女，可没钱的外婆那肯花啊！到了五十年代，母亲嫁给了父亲，嫁妆甭说，当了一回新娘，竟没有一件新娘装，说起此事，母亲至今还辛酸不已。后来，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是凭票供应，就是有钱也无处买布。

斗转星移换新天。改革开放，放宽搞活，市场经济，国家的好政策带来一片生机，各种物资全面丰富起来。母亲说，现在穿新的、穿靓的、穿好的，应有尽有。冬天穿鸭绒衣，盖鸭绒被，既轻又暖；夏穿短袖薄衣、穿T恤衫、穿裙子，八十多岁的老人也跟着赶时髦，春夏秋冬按季节更换更新；三儿子与媳妇还经常从香港寄回一些款式新颖、潮流时尚的洋货，鞋子、袜子也是一堆轮着穿。想过去，看如今，母亲常对我说：“你爸寿命短，没有遇上好光景，我太幸福了，一个老太婆穿得‘五一五二’，像十八岁姑娘重走一回。”

食得福

母亲说嫁给父亲时，刚好大跃进，浮夸风，全村办食堂，钟声一响，干活的社员从四面八方蜂涌食堂，慢半拍的就得少饭吃，生病没干活的没饭吃，不久食堂垮了，大家都无饭吃。那时搞什么“移苗拼坵”，将扬花吐穗的稻株移拢一起，说亩产万斤战，结果稻株全部死掉，颗粒无收，大家饿得两眼冒金星，饿得骨瘦如柴，怎么办？吃蕉芋渣、吃草菜、吃树皮，可人又水肿起来了，就把人放入木桶加热——蒸水分，折腾得要命。一社员把刚分来的四两米准备下锅，不注意被母鸡啄去过半，主人只好拿起剪刀剖开鸡嗉子，掏米洗净煮着吃。大炼钢铁的时候，母亲要到十几公里外挑铁矿石，说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走到哪吃到哪，大家肚子一饿，就近地里挖地瓜，瓜主敢怒不敢言。我是1959年冬出生，母亲坐月子无米、无肉、无油，还得干活，奶奶生怕我会饿死，就去山上摘柿子，结果爬到树上摔下来，当天就没命，每年给奶奶扫墓时，我就想到奶奶是为我而死的，眼泪夺眶而出。三年困难时期，村里一社员要用水缸换块烧饼吃都没人愿意，按现在市价算，一个水缸约300元，一块烧饼约1元，就是说，花300块钱无处买1块烧饼，可想当年饿成什么样子。后来生产队每人每年分得二百多斤生谷，可年年都青黄不接，寅吃卯粮，那时，我都十多岁了，记忆中稀粥照人影，去读书时，走起路来肚子“扑落扑落”地作响。家里偶尔有几个鸡蛋也得拿去换盐巴，煮菜无油，用块肥肉擦铁锅写“大字”，几天后肥肉成了黑黑的“擦锅布”，母亲才分成几小份给孩子们“打牙祭”。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后，粮食真正打了“翻身仗”，毫不夸张地说，“一日三餐九碗饭”也吃不完，那几年，家里粮食年年都节余，一部分出售，一部分转化为猪粮。特别是近年来，吃的东西更加丰富多彩，走进菜市场，猪肉区、牛肉区、羊肉区、禽类区、海鲜区、冻品区、鲜菜区、干品区…..应接不暇；步入超市，各种精美包装的食品琳琅满目，比比皆是。母亲说，有时孙子们还在网上给她购买国内外特色食品，如内蒙古羊肉、黑龙江五常大米等。仅食用油一项就有猪油、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调和油、大茶油、小茶油、橄榄油等，常年轮换吃。母亲那200多升的冰箱装满了鱼肉菜，食用时还得按装入时间长短依次取食。天天既吃饱，又吃好的、吃鲜的，晚间偶尔小酌几杯。节假日有时上馆子、下酒店，品品厨师的手艺，换换口味，或去农家餐馆吃“土货”。我们怕老人高龄，恐身体有毛病，多次让母亲在泉州、厦门、大连、郑州、上海、香港等大医院进行全面健康检查，为让她多多享福几年。母亲逢人都说，好时代，有福气，有口福。

出行福

五十年代，父母亲到城里参加扩干会，天亮就出发，傍晚才能抵达城关，徒步十几个小时。我上初中、高中时，不但步行，而且还得挑一星期的米菜。当时如果想去一趟福州或厦门，起码要花上二天时间，先要步行至城关过夜，次日再乘车抵达。春耕的秧苗、农具、肥料、农药、地膜与秋收的稻谷、麦子、地瓜都得肩挑步行，那时，农户家家都有扁担、柱捶，挑担要学会两肩轮换，不然就会掉队。自养的猪羊鸡鸭也得挑到几十公里外的集市去出售，记得十四五岁时，家里养头母猪，一年生两窝崽，每次都要帮父亲挑猪崽赶墟日，一条又一条的山岭让你走不到尽头，翻了这山又得再越那岭，大汗淋漓，粗气直喘，看到小涧流就“一咕噜”喝下几捧清水。煮饭或烧猪菜要到山上砍柴打柴火，一天只能挑一担到家。就是出售给国家的征购粮也得挑到十多公里外的粮站上缴入库。记得当年采割松脂时，爬到山顶，日晒汗流，口干舌燥，口渴了拿起盛松脂的竹筒里的雨水就喝，苦涩难当。山区无公路，一条条羊肠小道，靠的是肩挑背扛，那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十二号自行车”，意为全部靠人力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