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在乡下的那些事儿 - 憨鼠网

人到老年喜欢回忆往事。

1960年1月，我从团县委下放到汤头公社草村大队当了半年的党支部书记。当时这个村的农作物受野猪糟蹋严重，曾当过民兵的我向公社武装部借来一支 中正式 七九步枪，常与当地一个绰号叫 打鸟岱 的一起上山打野猪。只要我俩扛着枪出门，后面就会跟上八九个社员。这一年春天，我就打到了七头野猪。有一次，我在仙亭悬崖峭壁上打到一头重80多公斤的野猪，野猪掉到了悬崖底下，十多个人把野猪绑在一根木杆上，有的用肩扛，有的缚一条藤用手拉，有的用背部顶，像蚂蚁扛蚯蚓似的，从峡谷底下扛到山顶。回到家已是下午两点，个个饥肠辘辘，可大家都很开心。野猪肉按人头分，各自带回家里与家人共享。整头猪骨用大柴灶大锅煮熟炖烂，大家各自带一两个鸡蛋冲下骨头汤喝上一两碗，那年正是困难时期，这些人没患过 水肿病 ，我还得了个 神枪手 的美名。

1964年，我在上涌公社云路大队驻队，与县委农村工作部下来的一位领导一起住在社员蒋振亮家，一天交一斤粮票四角钱伙食费，过着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 三共同 生活。有一次，林业站苗圃装修缺石灰，我和林业站一位干部到15公里外的湖头拉回一板车石灰，一个人赚两块钱运费，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一次额外收入。此后，为这个事检讨过好几次。

1965年2月，我被调到双翰公社当党委秘书。公社12名干部编制还缺员，没有配文书，通讯员又参军了，公社书记兼社长在公社管全面工作，副书记、副社长常驻大队。办公室只有我和一名会计(兼总务)两个人，我还要兼公社所在地春美大队驻队干部，定期书面汇报、总结等事务都要晚上在煤油灯下完成。工作虽然很忙但有序，职责分明，如社员自用木材，三株以下办公室就有权签发砍伐证，不要事事找领导。上级领导来人，工作研究完了，书记回粮站家属那里吃饭，客人自掏腰包在食堂买餐票用膳，那时不存在陪客吃饭的现象。

1968年，各级干部层层搞下放，我和涂华余二人自带锄头、蓑衣等劳动工具，被下放到梁春大队古春洋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在社员苏育南家搭伙安了家。农闲时，我常与社员上山采青草药，三更半夜跟社员一起到大田县城赶集。房东对我俩亲如兄弟，一次我中暑，房东的妻子为我刮痧、煮芎汤，治好我的病。我们自由自在地当了半年的准农民。

1970年11月，在全县干部大调整时，我被调到国营葛坑林场当文书。去林场要路经我的家乡，我挑着行里走进家门，说是被下放回家，给妻子一个惊喜，全家人高兴极了。工作调动假期有5天，我也舒舒服服当了5天家庭主角。

每当想起这些事儿，我都禁不住自个儿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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