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大新路瓷相店又见繁荣 - 憨鼠网

“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吟咏五代张泌这首《江城子》时，广州老城区大新路又忙开了。

珍奇多聚大新街

一位姓田的外省籍少妇乘辆面包车，目光向路两旁搜索，来广州10年了，她才第一次到这条大新路，一眼瞥见一家“瓷相店”，欣喜地叫停了车子。

拿出父母各一张遗照，她向店主说，希望清明前把“合照”的瓷相赶出来。其实，父亲去世已十多年，母亲才走3个月，一生没有合照过。这回，想做四套瓷相让亲属保留。交了600元之后她终于满意地离去了，广州同事的介绍没有错。

制作瓷相已有八九十年历史的大新路长1106米，明朝时称山茶巷，专售山货茶叶，后越来越旺，商铺鳞次栉比，招牌光怪陆离。当时流传一个故事：何巩道、叶符甥舅俩为比记性，来到大新街打赌“记诵各铺招牌名号，自街口至街尾，默识背写”，不相上下，舅舅突出奇招，居然把各店门联也背诵如流，于是胜出（何大佐《揽屑》）。当年大新街之兴旺可见一斑。清代之后，这儿渐渐集中象牙雕刻、珠宝玉器、乐器狮鼓等行业，“珍奇多聚大新街，翡翠明珠次第排”（清·《广州杂咏》），顺便插一句，当年朱光市长多次来到这里察看象牙制品，甚至考虑找一只特大象牙，刻一个29层的象牙球送给毛主席，但后来没有找到而作罢。

到民初，一种流传至今的新行当出现了———画瓷相。

画一张炭相二百两银子

瓷相是把人像（照片）画（复印）在瓷片上烧制而成的，有不褪色、不变质的效果，人们爱把先人遗照制成瓷相以便永久纪念。虽然其中工艺并不复杂，却与西洋画技法的炭相传入广州有关。

据老画家吴子复回忆，辛亥革命之前，广州没有人画西洋画，西风东渐之后，尤其是一批在日本的留学生回广州后，办起一些美术培训班、美术学校之后，才“给了广州人以一种西洋画的正确的姿容”。一部分人开起“写真馆”，主要画炭粉肖像，称为“写实画家”，其实靠一把放大尺，从照片把人的尊容轮廓放在纸上，然后一手拿放大镜对照片，一手拿蘸着炭粉的毛笔在画纸上涂光暗，画出来真有那么回事，比传统国画的人像逼真，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但那时是高级消费品，动辄一二百两银子。后来，人们不满足黑白两色，又按水彩画月份牌的办法，用中国传统笔墨加色添彩画肖像，但那种“画家”没学过人体解剖，画起那些花枝招展的病态美人，既没有立体感，更谈不上生气，有如平板的剪纸。

尽管如此，这种行业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对于上了年纪的人。自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摄影术传到沿海城市，1846年香港有了摄影店，随后传入广州。辛亥革命之前，士大夫们是不愿照相的，传说“影相机”是洋人“收魂摄魄”的怪匣，一旦被摄，会“失魂落魄”，一命呜呼。也有人认为，照相机底板上的人的映像头朝下脚朝天，照一回相倒楣一次，因此对摄影说“不”。相当一个时期，仍是钟情于画像，有人贪图虚荣，穿上官袍请画工画全身像挂在堂中炫耀，光绪时特别流行。据说西关乞王陈起凤亦如此炮制过，以至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真的入了仕途。而那些来不及画相的人咽了气之后，家人请画师来，揭开殓布着着实实看几眼，把脸上特征牢记于心，回去慢慢细描，遂成“喜神”。当时画活人称之为“小照”，画死人称之为“影像”（后来照相馆把两者结合成“照像馆”）。

当炭相兴起后，怕照相的观念奇特地得以改变，尤其老人。人老之后，有钱人即朝衣朝冠，摄出袍褂整齐如见大宾，手里拿半启折扇的半身相悬挂室内，留作身后放在出殡队伍中的“真亭”（专门放死者照片的“纸亭”），丧事办完则放在家中“神位”，代替“神主牌”。而另一些人先拍张小照片，去世后家人会把遗照请人绘成大张的炭相用作办丧事。

画炭相这行从艺术角度来说，多属于工匠所为，故地位不高。1921年10月，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办“西洋画展”，先在今北京南太平沙筹备处设立送展作品审查处，其中规定，凡炭相一律剔除，结果把一位官太太得罪了。她在闲得无聊时“精心炮制”的“画作”被扫地出门，气愤难平，于是带了两个士兵到筹备处对评审喊打喊杀，大有“拉人封屋”之势。幸而这次美展的头头由省长杨永泰兼任，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

上不了大堂，生意还是要做，广州一批画炭相的流动画师手提画夹，放几张“范本”，走街串巷兜生意，讲妥价钱，把顾客照片带回炭相行，画好后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广州生活过的许多名人，康有为、张之洞都在西关画过炭相。然而，炭相毕竟画在纸上，日久褪色，也经不起风吹雨打，更怕蟑螂老鼠，瓷相不可避免地诞生了。

景德镇师傅来了

大新路为何瓷相行能独树一帜，父子相传、至今还在大新路开店的年近花甲的朱肇煌师傅介绍，这与一批早年到广州的江西人有关。这一说法也得到原大新路瓷相店“莫与京画室”的老板、年近古稀的莫师傅的证实。莫师傅父亲早年在十八甫经营瓷器店，请了景德镇的技工前来自绘自烧。原来，康熙时景德镇陶瓷艺人杨快、曹琨率先来广州，当时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杨曹二人成了近代广州瓷绘业的“祖师”，后来更引来大批江西师傅。广彩业每年农历八月初四还举行“师傅诞”纪念他们，这一习俗解放后才中止。江西师傅所在瓷器上描龙绘凤的手工娴熟，进而得知他们亦能绘人物肖像。聪明的广州人利用他们的技艺，自己出资开起瓷相店。当时大新街手工艺产品商铺集中，客人终日川流不息，于是一家、两家、三家……相继建起了十多家，成为大新街一景。1932年，市政当局扩建马路，大新街变成大新路。随着摄影普及，干脆把照片直接印在瓷碟上烧，那工艺并不复杂：在瓷片上涂上重铬酸铵（或钾）作感光剂，其余工序与晒相无异，但它多了一道“烧制”，家备电热烤箱，加热至摄氏800度以上，视瓷片多少，长者烘4—5小时，短者二三十分钟，然后让其自然冷却，永不褪色的瓷相就做好了。每年清明前后、春节前后，瓷相店生意特别兴旺。春节前后多人办喜事，旧俗中男女双方进入“文定”、“大礼”时，男方要把聘礼放在祖宗神位之前，迎亲中还有系列“谒祖”程式，为求吉利，一些人家会把家中神位整饰一新———取下神主牌换上瓷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