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化屈斗宫窑的我见 - 憨鼠网

福建德化窑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德化境内新发现的古代窑址就达一百八十余处。屈斗宫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窑址位于距县城约一公里的浔中公社浔中大队宝美村的破寨山上，范围广大，遗物丰富。窑址于1954年发现以来，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等单位相继对它进行过调查。

这次屈斗宫窑址的发掘，为我们研究屈斗宫窑的时代找到了有文字记载的科学根据。同时，对研究福建烧瓷的历史和我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以及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在屈斗宫窑发掘以前，参加调查的单位之间，对其时代的说法是不一致的。一说“早于明朝”。一说“宋代”，一说“宋至清代或者较早的可能”等等。这次发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也有三种：一曰元代、二曰宋代、三曰宋末元初。这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够全面。这是因为对窑址时代的断定，一要有科学根据，二要注意时代的上限(建窑的时代)与下限(废窑的时代)。我国古代瓷窑一般经历的时代都较长，如南方的越窑就开始于唐，经过五代直到北宋；龙泉窑从五代创烧一直发展到明清。北方的定窑、耀州窑也是一样。屈斗宫窑址从其范围广大、遗物丰富看来，也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的。因此正确的断代既要找出它的兴窑的时代一上限，也要找出它的废窑时代一下限。

一般讲，窑址的下限时代的确定，废窑基以及存放在窑基内的器物与窑具是可靠的依据。屈斗宫窑基内除了大量的瓷器与窑具外，还发现匣钵上的“丁未年”年号，这对我们断定窑址的下限，就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屈斗宫窑基内存放的器物主要有高足杯、墩子式碗、弦纹洗与铜罗式盘，还有各种印花盘、洗、盖盒等。窑具都是烧这些器物的托具与匣钵。高足杯与弦纹洗在元代最为流行，多近似景德镇的“枢府”窑产品的形式；墩子碗和铜罗盘都是元代典型性的器物，所以断定窑基的时代即窑址的下限应为元代。

至于《发掘简报》中所说；“窑头附近还出土‘熙宁元宝’铜钱一枚，此外还有一些支圈和芒口碗残片”等，根据《简报》另一处提到；“窑基中段至窑头两边堆积较差，局部受破坏比较厉害”的情况，估计是在窑头部分混进了一些早期的遗物。

元代从建立时起到灭亡时止(1271—1368年)将近百年，窑址的下限属于元代早期，还是晚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弄清的问题。窑基匣钵上的“丁未年”虽是一个判断根据，但是元代有两个“丁未年”，一是元初“丁未年”，即大德十一年(1307年)，一是元末“丁未年”，即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究竟是哪一个“丁未年”呢?根据窑基内出土器物的造型与影青釉色等特征，应属于元代较早期。而且明代在德化境内兴建窑很多，是德化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屈斗宫窑在元末时废弃是不可能的。因此，此窑的废弃时代可以定在第一个“丁未年”。

根据上述理由，窑基既然是解决窑址下限时代最可靠的依据，那么在窑基内就不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同时代的遗物。除非在窑基下压着早期的东西。正如《发掘简报》中所说的“在窑基底部也发现一些支圈”的情况，这显然是不能与室基内的东西相混淆的。因此窑址的时代上限，就应当根据文化堆积层中最下层的遗物来断定。这是因为建窑初期的遗物(废窑具与碎片)都倒在离窑不远的地方。如果遗址不被扰乱，这些早期遗物应当处于堆积的最下层。但是《发掘简报》介绍，屈斗宫窑两边堆积物上下两层却基本相同，并以此得出：“从上下两层的堆积关系看，无论是烧窑工具或是瓷器，当是同一时代的堆积。与窑基下部堆积层和包含物比较，大部相同，而少差异，也应是同一时代的”结论。

屈斗宫窑文化堆积物这种情况的造成，不外乎两种可能性；一种像《筒报》说的那样，是同时代遗物的堆积，因此“大部相同，而少差异”；另一种是不同时代遗物的堆积，由于某种原因给扰乱了，因此也“大部相同，而少差异”。窑址堆积物一般是容易被破坏的。有的是在当时就被窑工们因某种需要如扩大场地等，而将它们推移了；有的是后人因造田种地或平地盖房等而扰乱了。根据屈斗宫窑址情况看来，堆积层破坏比较严重，既有古人的，也有后人的。这种情况在调查与发掘古窑址时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烧窑延续时间长的窑址就更是如此。从这一上点看，也可以证明屈斗宫窑存在的时间是不会太短的。

屈斗宫窑址的文化堆积层既被严重破坏，窑址上限时代只能借助于窑基内出土器物与堆积层中的器物排比分析的方法来断定，即把窑基中具有元代典型特征的器物，如高足杯、弦纹洗、墩子碗等，拿来与文化堆积物相比，从中找出不同风格的遗物，这些不同风格的遗物(窑具与瓷片)无疑应是该窑的早期产品。根据窑基两边文化堆积物中大量存在着的支圈(窑具)与芒口碗(与窑基内元代涩口印花器物不同)等残片，说明屈斗宫窑在大德十一年废弃以前，曾采用覆烧方法，大量生产芒口瓷器。覆烧方法最初起于北宋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县)，这是我国古代瓷器烧造技术上的一大革新。南宋时期，江西景德镇为了满足国内外大量的需要，也普遍学习定窑，弃一匣一器的正烧方法，改用支圈覆烧法进行生产。因此曾经有人把南宋时期景德镇的影青芒口器称之为“南定”。这种方法一直推广到全国各地瓷窑，在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种烧瓷方法的革新，必然引起器物在造型等方面的变化，如器口无釉与底足矮浅等，形成了南宋时期瓷器的一个重要特征。福建地处我国南方，北面与浙江省交界，西邻江西省，东南面靠海。当时大宗出口的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器都是经过泉州港出口的。因而它们对福建瓷器生产的影响很大，当时福建瓷窑多仿浙江龙泉窑与江西景德镇窑。因此，福建德化屈斗宫窑的覆烧方法，也应当是在南宋时代受到江西景德镇瓷器的影响而兴起的。从烧制器物的造型特征与影青釉色上看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屈斗宫窑所处的地理条件和为了满足外销的大量需要，这种覆烧方法在德化兴起，绝对不会晚于其它各地瓷窑。除上述理由外，泉州宋代海船的发现也可作为一个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