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湛的明代瓷器艺术及其国际影响 - 憨鼠网

明代德化窑不仅以瓷塑和“象牙白”瓷闻名世界，就是日用瓷和陈列瓷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突破，品种繁多，制作精巧，开创了工艺百花争艳的新时代。

综观明代日用瓷和陈列瓷可分为碗、杯、洗、瓶、盘、炉、壶、盒、水注、灯、觚等等类别。各种类别的造形又丰富多采，别出心裁，既是日用和陈列品，也是优秀的艺术品。

根据目前国内外藏品、文献记载和窑址出土的品种主要是：

碗类有素面碗、刻字碗、浮花碗、平心碗、暗花蝉纹小碗；

杯类有素面杯、叶形杯、堆菱叶形把杯、八角酒令杯、八角小杯、暗花八角杯、堆花八角杯、高足杯、套杯、堆花杯、刻字小杯、印花爵杯、马蹄杯、龙虎杯、树头杯、花鸟杯、荔枝小把杯、梅花杯、梅花爵形杯、八角人物杯、直方耳六角小杯；

洗类有荷叶洗、透雕荷叶式洗、堆花螃蟹式洗、叶形小洗，秋叶式洗；

瓶类有象耳瓶、狮耳小瓶、狮首双耳瓶、浮花观音瓶、白釉胆瓶、青花小胆瓶、青花天球瓶、青花双耳瓶、鹿葱式古铜型瓶、颈绕梅花手卷式瓶、天球大口瓶、印花楞纹小瓶、梅花纹贴花瓶、五彩贴花螭龙瓶；

盘类有暗花盘、划花牡丹盘、五彩花卉小方盘、五彩松鹤小方盘；

炉类有小炉、双耳炉、狮耳炉、三足炉、三足小炉、索耳三足炉、簋式炉、双耳兽足贴花窃曲纹簋形炉、夔纹三足炉、弦纹三足炉、古铜器纹炉、古铜制六角炉、有盖六足龙耳炉、戟耳扁炉、刻竹石牡丹三足园炉、如意耳印花八角薰炉、印花八角系薰炉、龙式彝炉、竹节炉、八卦，炉、刻字炉、兽足突底炉、双兽炉、天官耳象足六角炉、双耳印花夔龙雷纹鼎、半月沉江炉、五彩花鸟香炉；

壶类有扁执壶、瓜楞执壶、荷叶盖纽龙把壶；

盒类有印花牡丹楞纹盖盒、印花白磁盒、粉绘白磁盒；

水注类有高士枕卧水注、圆形小水丞、童子捧葫芦形水注、童子骑象水注、鹅形水注、笔山水注、蟹形花插水注；

灯类有龙觚、小花觚、划花缠枝花纹觚、白瓷花觚、印纹花觚；

印章有园形狮子印章、方形狮子印章、方形印章、九虬龙盘绕图章、莹白双獾纽方印、蟠虎纽印章和坐猴、玉兔钮印章。

此外还有缕空笔筒、白瓷花盆、印花仰复莲瓣三层罐、天鹅尊、达摩渡江案屏、印花仿铜匜等等。有些明墓中还发现用瓷器作明器，如瓷俑、瓷棺垫，以及用瓷版作墓志铭等等。

上述明代德化窑的产品，在一些史册上也有过评价。“德化瓷箫，色莹白，式亦精好，合调者，其声凄朗，远出竹箫之上。”(陆廷灿《南村随笔》)“德化所出口白磁花盘，瓷质雪白，价廉而式样不俗”、“建瓷于碗内于人立形，其陆鸿渐耶，下有小孔，酒满则漏去，曰平心碗”(寂园叟《陶雅》，“明建窑龙觚，口径一尺零四分，高二尺，一对，腹部凹，雕团龙四，上下各绘芭蕉大小各五，式极堂皇”。(《泉山古物编》)。曰本上田恭辅著《支那陶器时代的研究》一书图版、《天下逸品的白高丽水壶》介绍德化窑建白水壶说：“根据蒙古硕学罗氏关于此件的说明书里说：福建的这个白瓷壶，在明、清两朝时称为‘陶精’而保存在北京皇室里，后来在兵乱中失窃而流入市场”，此件水壶“口径三吋强，高度约七时，园长约二尺五吋，釉是纯白的，壶面层全为梨皮纹，其中有冰裂模样的花纹。虽然是相当厚的瓷器，用指头插进后经过光照，不但整个手指，连指头尖也能够清清楚楚的被映出来。”

明定陵(神宗墓)出土的一件德化窑的花觚，可以证明，这一类觚形产品最迟在万历年间已有生产，而且为宫廷所采用。

明代德化窑的装饰手法有印花、贴花、划花和透雕四种。

印花是花纹采用印模压印的。从八仙杯，瓷印盒等器物的纹饰可以看出花纹清晰美观，达到相当逼真的程度，具有很高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印花装饰所用的图案，有仿铜器上的传统花纹，如夔龙纹、餮餮纹、云雷纹等，都是继承传统的技法和艺术，有的造型也采用传统的形制，如双耳印花夔龙雷纹鼎、双兽耳印花夔龙雷纹炉、双兽耳饕餮纹簋形炉和白瓷花觚等就是仿古的例子。

贴花亦称堆贴，这种技法在许多器物上都普遍地使用，具有独特的风格。如在一件圆底形，形如爵形杯的器物上，堆上梅花枝，底周再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杆，有的是堆贴梅花玉兰，有的是堆贴梅花动物。再如在胆瓶上堆贴梅花枝或者螭虎纹，也是具有特色的。

刻划技法的使用，也有其独特之处。在瓷器的坯体上刻划花纹在宋元时代德化窑产品中是常见的，但在器物上刻划精细的文字题记或诗句，作为器物上的装饰，是明代德化窑的又一特色。

透雕技法在德化窑的采用，可能在时代上是较晚的，可说是后起之秀。透雕套杯、透雕瓷薰炉、透雕笔筒和透雕的瓷狮子，都是非常别致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从明代的传世品和出土器物中可以看出，明代德化窑产品除以白釉(特别是“象牙白”)的独特风格闻名于世外，同时也开始采用了釉下青花、五彩、粉彩的生产了。

明代，德化瓷器仍然是畅销国际市场的重要产品，它的独特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在当时国际瓷坛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因元代的残暴统治所破坏的中国社会经济与巩固新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除了采取高度中央集权和解放劳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业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外，重视对外贸易也成为当时历史条件的迫切要求。因而，在攻克福州时，俘获海舟一百多艘，即与洪武元年，利用海舟到南洋贸易，在洪武元年至三年间，先后遣使至占城、爪哇、三佛齐、渤泥等南洋一带，诏谕各国。虽然明初为防倭寇侵犯，沿海成为军事地带，海禁森严。明洪武三年(1370)规定市舶“浙(江)通日本，福(建)通琉球，广(东)通南洋西海诸国”，但瓷器仍为明代对外贸易一种主要交易品。洪武十六年(1383)，各以瓷器一万九千件，豪赐与占城、真腊以及暹罗，可见当时瓷器出口的兴盛，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后，曾以他们带去的丝绸、瓷器和金银等来交换或购买香科和象牙等物，瓷器更是大量外销，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著《赢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对这一时期我国陶瓷外销东南亚各国都有记录，其中中印半岛和马来半岛有暹罗、满刺加、龙牙犀角，菲律宾群岛有三岛、苏禄国；东印度群岛有交栏山、旧港、苏门答腊、花面、淡洋、吉里他、假里马打、爪哇、占城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