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看望精神病弟弟 - 憨鼠网

弟弟时常狂笑不止，时常暗然神伤，时常嚎淘大哭，这已是第六个年头了，但我却知道，他哭的时候心里在笑，他笑的时候，心里流着泪。正像中国古诗道：落弟举子笑是哭，出嫁姑娘哭是笑，精神病人的特征就是与正常人反着。

正月初五，我从城里赶回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的老家，看望弟弟。六年了，弟弟被镣铐拴着，钢铁的链子将肉深深地刻下去，接触着铁链的肉皮重度发炎，弟弟每一次走动，都会把镣铐弄出声响，弟尽管非常小心了，镣铐发出的每一声金属的声响，刺耳穿心。我就这样呆在弟弟面前，把我从城里带回不的香烟拆开，递一支给弟弟，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一次性火机给他点上火，再把已经拆卦的香烟轻轻揣到他的内衣袋上。弟弟呆呆地看着我，眼里那份与生俱来的胆怯还是那样阴云密布，端正的五官被时不时遭到到的毒打弄得有些变形，胡子被好心邻居大哥用很钝的刀刮了几下，象旱灾时播在故乡山坡上的玉米。弟弟不说话，用力抽烟，烟圈袅袅升起，在他毛草一样的头发上盘旋。弟弟很快抽完一支烟，又拿出一支，自己给自己点火，烟抽得很地道，那吸烟一脸陶醉感简直就是父亲当年抽旱烟情形的翻版。你好点了吗？每次回来都是这么一句话，弟弟说好点了，弟弟的回答或多或少慰藉了一下我的心。

但弟弟的病情并未好转。

母亲在一旁看着我，看着弟弟，顺着一缕逆光看过去，母亲的头发全白了。一个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带着哮喘还带着骨质增生，一个是被镣铐限制着的三十岁的年轻人，在这两个人中间，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弟媳。二十九岁，可是到这个年龄，她已经独居五年，其间的苦与辛酸自不必多言，从每一次她的电话中，我都清楚，她离家远走的可能越来越大。但她终究没有走，这并不是家里还有几棵泡核桃可以变成钱，有几亩瘦地可以种些烤烟，村里许多人都想着她的远走是迟早的事，她突然宣布不走了。她每天劳作，把父亲留下的几亩地按照农事的节令该种的种下，不让一块土地杂草丛生，该收的收回来，不留一粒汗水哺育出来的粮在地里被风吹雨淋。一个女人，得把自己男人做的农活承提揽起来，除了犁田犁地，农业里的种种她都摸得个清清楚楚。别人家的烤烟有虫，她就用省吃捡用的钱买来农药给自己的烤烟按说明喷施，别人家的核桃带病，她一定求人帮忙，对着自家的核桃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望闻问诊。就是这样一个好媳妇，却饱受人们的非议，每当夜色降临，她得早早过起大门，把自己锁在一个空寂的院落里，接受弟弟越骂越大的责难，母亲安慰着她，陪着她一秒一秒地花销着年轻。她是想走，只差一步就趁月黑风光踏上到城里的班车，转过身，看到母亲一脸泪水跟在她身后，这时她低下了头，因为在母亲的背上还有她才两岁零八个月的女儿。

放了弟弟吧，这是我每次回家的请求，可是当我把弟弟镣铐解开，我还在回城的路上，母亲托人打的电话便来到我的手机上，弟弟在我离开之后不到半个钟头，他就打人了，扬言杀人烧屋，闹得母亲与弟媳只知道哭。后来，我再也不敢轻言放开弟弟的镣铐，因为，对于我个人的心，放了弟弟等于解除我一种痛，可是对于一个只有两个妇女人与一个小孩的家庭，可就是一种罪。为了解除弟弟的痛苦，我曾经联系过许多家精神病医院，也曾强行带着他到县医院就治，岳父便是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可是用尽千般药，到头来弟弟的病丝毫没有减轻。没有办法，只好把弟弟交到给一把锁，让他被镣铐限制着生活。每次看到他卷宿着身体在面楼上站不成坐不是的样子，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一个自由的生命，为情所困，还是为世俗所伤，竟轮为与镣铐作伴的人，这样的生活从开始就盼着有朝一日结束，因此，神没少求上帝没少祈愿药没少吃医生没少看，到头来弟弟的情况越来越糟。初时还知道我这个当哥的从城里回来，是请了假来看他的，后来竟连我在他面前，在他眼里还是那样陌生的时候，我叩问苍天，曾经和睦的一家人竟过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为什么？如果说是前世造下的孽，为什么到老实巴交的弟弟身上报验。

弟弟是疯了，但疯着的他有时比他不患此病时清醒。他能说出哪一天村里哪个人甩他嘴巴，他能说出那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是哪个男人悄悄进屋，然后把他老婆的房门关上，他能说出又是哪个人白天教训着他老婆好好做人不要闹出花边消息晚上又摄手摄脚溜进家里来。当然，弟弟这些话，村里所有人都不相信，因为他患的病说出的真话也会让人觉得假。这就是这个世道的逻辑，这就是这个村庄给弟弟下的结论。弟弟说这些的话的时候，只有在我面前他是哭着说的，他相信我，从我快要落泪的眼睛，他看出只有我相信他。可是弟弟说完这些或说不完这些，就转过身去，开始骂村里那些害过他的人。有人生气了，气得到家里大骂母亲，说我母亲怎么就生了个疯子，狂言乱语，这个人怕弟弟再说的话，让他这个当长辈且年近七旬的老头子面子上下不去。有人找到弟媳，说要给弟弟关进一间黑屋，让外面的人听不到弟弟的嚎叫，弟媳心乱如麻，一边是自己同忱共眠四年多的老公，一边是不堪如耳的责备，她把电话打到城里，让我给她出出主义，我只告诉她，弟弟是病人，但这个家他是主人，谁也不能把他怎样，如果谁把他关到黑屋，我也不客气了。弟媳终究抵制了种种责备，她相信我会处理好一切。因此我每次回老家，都带着一种负罪的因素，给那里被弟弟骂了的人道歉，给那些被弟弟说出阴私的人赔礼，甚至给他们下保证，一定不再让弟弟再骂他们。

其实，比弟弟更疯的是那些人，他们用惯常的思维评判着弟弟的言行，他们用传统的态势估价着弟弟的道德水准，他们不是比弟弟更疯吗？当然，病中的弟弟也懂这些，懂这些人，为此，病中的他不止一次被人打落了门牙，不止一次让人给振坏了耻鼓。第一次看到缺牙少齿的弟弟仿佛像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我真的哭了，但这哭泣是无奈的，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不可能天天守在弟弟身边，给弟弟打扫居所，给弟弟打理头发，给弟弟洗一个热水澡。因此，每次回老家看望弟弟，又都会背着包袱回到城里，不想吃睡不好地过上长长的一段日子，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

临回城的头天，我把弟弟再次从镣铐中解放出来，是向母亲作了保证之后作出的行为，当我把那匹弟媳藏在箱子底层的上了锈的钥匙拿到阳光下，我看到一层阴绿色的霉，那是一种时光的，已在一片小小的金属上集攒了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