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拔地苍松有远声 - 憨鼠网
关键信息
- 发布时间
- 2008-07-06
- 作者
- 蔡法
一、“惟民思想” 蔡尚思(1905—2008),福建省德化县西墩乡人。母亲郭有(1882—1923)虽目不识丁,但是她的影响力毕竟深刻根植到蔡尚思的亲民人生价值观,使他得以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展露无遗……甚至蔡尚思到了晚年依然念兹在兹——“我自幸有一个好母亲,一直怀念她,认为她的最大特色有:(一)不迷信鬼神天命等;(二)怀疑所有圣人能想出什么

一、“惟民思想”
蔡尚思(1905—2008),福建省德化县西墩乡人。母亲郭有(1882—1923)虽目不识丁,但是她的影响力毕竟深刻根植到蔡尚思的亲民人生价值观,使他得以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展露无遗……甚至蔡尚思到了晚年依然念兹在兹——“我自幸有一个好母亲,一直怀念她,认为她的最大特色有:(一)不迷信鬼神天命等;(二)怀疑所有圣人能想出什么救苦救难的好办法;(三)对男女不平等的礼教表示深恶痛绝;(四)痛斥抱有升官发财的念头,以骑在老百姓头上,能刮地皮为光荣者,实在连猪狗都不如……这就是我少时所受的最大教育——家庭教育。”
蔡尚思固然是超越一己之私的囿限,但母亲郭氏的教诲,实至深且巨,对他未尝不含有几分真理:“‘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不平而读书’……我一直以这两句话为母亲对我最重要的教导,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许多儒家经书。”由此而“极同情工农大众,痛恨阶级社会”。不仅如此,他自诩“惟民思想”——“即万民思想,惟人民至高无上的一种思想。”意味着他很早就催生了代表其主流价值的亲民情结和批判性思维观——既是他怀抱“人民民主”政治愿景和亲和感,也能窥见他执着为“惟民思想”奋斗终生的心志与情怀。
抚今追昔,上世纪30年代,蔡尚思便不满社会的黑暗;而他的亲马克思主义立场尤其布尔什维克革命情结,则是大智大勇的新思维新视野——这样,蔡氏经典之一《中国思想研究法》的出炉,不光倡言“新社会”,亦锐意批判“旧社会”,更大胆假设“旧社会以忠上人,忠富贵为忠;新社会以忠下民,忠贫贱为忠。旧社会以孝己亲家庭为孝;新社会以孝人群,孝社会为孝。”——可想而知,蔡尚思戮力采纳尊卑贵贱、以草根大众民意为主张的新锐亲民思想观,真是不啻他卓尔不群的“惟民思想”宣言!如果说,当下社会的伦理思想、人文情结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愿景,则蔡尚思对学问人生的座右铭无异于是:“从苦中来,惟民是尊。终难毕业,永葆青春。”——蔡老穷一生心智对于“自家思想”、人生的价值启谕,又何尝不是他与时俱进的前卫思想人生的亲民色彩、锋芒毕露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哪怕时至今日之于当代主流学术人物而言,蔡尚思的主见既是中国思想库的暮鼓晨钟,甚至对当今学人也不无警示的意味。
二、“无必死之精神,则无必成之事业”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上海报章上的招生广告,令蔡尚思兴奋不已。他决定独闯天下,负笈京城,去追寻他的名师梦,“学不成名誓不还”。
“不勤学即自杀,不自杀即勤学,无必死之精神,则无必成之事业。”蔡尚思果然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既在北京大学自由听课,又考取了孔教大学研究科。彼时孔教大学校长乃大名鼎鼎的陈焕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格最高”。入校时,陈便敦促蔡对孔子非得先信后学不成。他则不以为然,“我则反而以为应当先学后信,彼此对立起来”。如此一来,他宁可再考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哲学组,也不读孔教大学了。此时,蔡元培领衔的研究所的规章依旧,学生年龄则不限、不必上课、研究生可“自由深入研究”乃至“开展争鸣”……北大人文萃集、学术民主、思想自由,蔡尚思不仅浸淫其中乐不思蜀,也如鱼得水收获颇丰,更为他一生治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王国维情结
1985年,蔡尚思发表论文《王国维的学问、思想没死》说,当时他与王国维晤面之情显见乎辞:“有两种心情,一是惊骇他仍留着辫子,二是喜欢他的和气和虚心,一点也没有架子。”不但如此,王国维对蔡尚思没有嫌弃,反而一经院办主任吴宓的引荐便欣然接见他!王虽对蔡考试误期而深表遗憾,说:“考期已过,可惜了!”但依然接受蔡尚思为其弟子。蔡尚思也肃然起敬地向王国维鞠了三个躬!
就这样,翌日蔡给王国维先生寄去了一篇文稿。却不料,他的文笔之优秀,居然连“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也刮目相看呢,王回函说:“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昨日接手书,并读《文稿》,如《陈玄传》等,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自限。”这样,王国维便为蔡尚思展开了国学研究的新一页。对此蔡尚思说:“我向他请教有关经学问题,他总是很虚心和气而多鼓励我……他肯就中国学术中的代表性人物‘无隐’地‘据以实告’,使我从此时起,特别注意这些重要人物。‘循循然善诱人’,从这一点来说,王国维和孔子都是了不起的教育家。”
至于治学与仕途彼此又是如何互动的呢?王国维的辩证观,给蔡尚思的百年学术思想人生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力:“中国古来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大官为最大目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是也。而思想家没有一个不谈政治思想的。其实治学和做官不是一途而是两途。做官要到处活动,治学要专心研究,二者很难兼长。大政治家多,大学问家少,大学问家兼政治家则更少。究竟最可贵的是哪一种人呢?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心得,这是做学问的人必须知道的。我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专心一意地治学。”
四、梁启超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