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折 - 憨鼠网

◎ 孙绍振

回顾八十余年生命史，透视时光的隧道，最为黑暗就是 文革 中期，而从黑暗的尽头透露出一线光明的转捩点就是德化一中。

1970年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全部下放农村。当时的感受真是五味杂陈，心乱如麻。

1960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从北大 调动 到华侨大学，明知被贬，仍然怀着奉献青春的浪漫理想来到我心灵地图上还不存在的泉州。接着一连五年打入教学冷宫，接下来整整四年，破帽遮颜，忍受着学生的冷眼、鄙视和敌视，就是挚友也只能在宿舍交谈，不敢在公开场合与我言笑。

学校解散，全体下放，一则以喜，终于可以脱离这个千夫所指的恐怖氛围，一则以忧，这也许是和大学校园最后的告别了。下到德化的几十名教师，留在城关教小学的只有一两个。余下的都到公社，也就是今天的乡镇。虽然乡镇也有学校，甚至有中学，但是我没有资格。行李搬到大队，在大队蹲点的干部，又把我 分配 到生产队。还要攀三百级石阶，才到达云雾缥缈的木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田里挑水，用木炭炉烧水，洗脸、煮饭，然后是洗碗，涮锅，再洗脸，洗手。一套程序下来，九点多钟了。按习惯本该是读读书的时间了，但是，米和菜要到十里开外的公社去买。把一个月二十八斤的米背到木屋，已经是十二点多。煮饭，午休，两点半了。该读书了，想到晚饭要煮，又开始生炉子。吃了晚饭，洗洗涮涮，天黑了。点上煤油灯，拿出仇注的《杜甫全集》。不知是筋疲力尽还是心灵空虚，竟提不起劲头，勉强坚持了几天，深深感到在这点灯都用松明的地方，读杜甫有什么用呢?改读英文本《老人与海》，薄薄的一本，居然读了半年，洗脸时，发现鼻孔里的煤烟越来越厚。真像海明威笔下的圣地亚哥一样孤独，但却缺乏他那种失败了的硬汉子精神。社会不需要杜甫，这里善良的农民也不需要海明威。更不需要我。

从来把读书当做第一生命的我，正是而立的壮年，浑浑噩噩混日子，浪费着只有一次的生命。偶尔和纯朴的农民谈笑，还是不能抑制不时袭来的无名的郁闷，我不无委屈地感到自己成了俄国文学里那种 多余人 。

也许是应了《易经》所说 否极泰来 的规律，突如其来，吩咐我到县城报到。跟教育组负责人的谈话结果是，让我到德化一中去教英语。

初到德化一中，眼前的一切让我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惊异。这是一片多么神奇的文化景观啊。全城只有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才有两三层红砖楼，其余房屋都是平房，黄泥巴的土墙，而一中坐落在一所古色古香的宏伟高大的孔庙之中。一进门就是泮池，拱形的石桥横贯，桥下虽没有鱼，但有几片睡莲叶子。迎面则是大殿。四根直径一尺以上的廊柱高高耸立，猩红的漆泥有些剥落，仍然残存着往日的显赫。 大成至圣 的匾额，积满灰尘和蛛网。

大殿两旁是校舍，分配给我一个单人房间，在二层楼上，墙壁都用黄泥和碎砖冲压而成，一块砖头都没有，木质地板，墙壁倒是用石灰刷过的。居然还有一张办公桌，一个小小的书架。一张土藤的椅子，显得很有点奢华。把门一关，这就是我的天下了。我的生命将从这里重新开始。那没有校园，没有学生，没有同事的流浪生涯一去不复返了。那种难以驱遣的 多余人 的隐痛消退了。闭上眼睛，听到久违了的上课的铃声，篮球场上的欢笑声。封闭了三年的教师的感觉，一下子复活了。我可以大声地、反复朗读海明威了。我生命最空虚、最黑暗的阶段结束了。 最为难忘的感觉是，不但学生叫我 孙老师 ，而且一中的同事，也这样叫。

已经三年多，长达一千天，没有听到人们这样叫我了。我再也不是从孩子到成人口中那个 老孙 ，那个人前人后都是 老孙 的空洞的、贫乏的符号消失了。 孙老师 的称呼，意味着生活需要我，我不再是生活中的多余的人了。

正是在这里，我恢复了为人师的尊严，当教师的幸福感复苏了，生命的转折点就在这里。

为了给孩子们真正的英语感觉，我探亲回沪时，买了电唱机和电唱片，在课堂上放给学生听。

下课后，电唱机放在房间里，放出的歌曲不仅仅是英语的，而且还有一些当时流行的歌曲，诸如兄弟民族的民歌，这就吸引了一些不速之客，语文老师，美术老师，纷纷来谈文说艺。这个似乎是穷乡僻壤的山区中学，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不时到我房间里聚会。

一些德化的文艺青年，也不请自来。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一个青年女歌手来独唱。一时我那陋室居然也就谈笑有才子，往来无庸人了，回想起来，那应该是当时德化的一道文化风景。这些常客，后来有不少成名成家的。如德化瓷厂的洪惠镇，后来成为画家、权威的美术评论家，担任厦门大学艺术系教授。

从1966年到1973年，文学作品在报刊上长期绝迹。后来我发现，《福建日报》上出现了诗歌。福州出版了《福建文艺》，泉州则有《泉州文艺》。正好德化也出现了《德化文艺》，主持工作的是陈志泽，他是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我们有共同语言。我的创作冲动得到他的支持，风行发表出来的第一首诗的开头是当时风行的民歌体： 好竹出好笋，好瓜生好藤。顶着那：大暑小暑，奋战着：抢收抢种。 这首幼稚的诗，居然成为我生命质量的另一台阶。我继续写下去，不久就有新作在《福建日报》登出来。今天看来，难免 假大空 ，可在当时，不但是在德化，就是福州，都有些轰动。更多的知识青年到我那土房聚会，其中一个英语相当不错，他母亲是中学英语老师，他的名字叫连心达，我们有时也谈自学英语的体会。

正是因为这首诗，我被刚刚复办的福建师大和厦门大学中文系注意到了。刘登翰向两个学校的有关负责人士介绍了我。他们惊讶居然还有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窝在德化。师大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徐仁杰同志眼明手快，居然就通过省里发了调令。

知道消息后，我默默欢欣中，突然冒出来一丝不安，留恋之感油然而生。德化一中，待我不薄，顾我于逆境，温我于冷漠，慰我于异乡，敬我于忧患，我怎么好意思就这样甩手一走?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中断的生命价值在召唤我，我终于在学期末了，离开了那泮桥，那大殿，还有那大殿中时常让我脱光了上衣打乒乓球的桌子，带着渴望，带着一丝惭愧。

从1973年至今，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种感恩和惭愧早已忘怀，可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种感觉又复苏了，正如普希金的诗所言：那过去了的一切，变成了亲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