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 - 憨鼠网

发放救济金仪式在乡政府礼堂里进行。得到救济的总共有二十户，二十位不同年龄不同衣着的人排成一排面向主席台，他们将从主席台上的二十人手里接受红包，主席台上的那二十人是施予救济的人，都是本乡有名的实业家。

随着主持人的一句“救济仪式现在开始”，大大小小的摄像摄影镜头对了过来，闪光灯此起彼伏，台下的二十人从台上的二十人手里接过红包，然后纷纷转过身去面对观众。有一位记者对主持人提出要求，让受救济者把红包打开，将里面的钱取出来呈扇面摊开……突然，人们看到从左往中间数第三位的受救济者迟迟没有转过身来，而是和施予救济者四目相对，久久凝望……

这一情景立刻引起了敏锐的记者的注意，纷纷把镜头伸过来。

站在台下的人是一位年约五十岁的中年男人，他身穿一身旧军装，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头发零乱且肮脏，嘴上还叼着一根吸了四分之三左右的香烟。再看台上的人，年纪也在五十岁上下，穿一套崭新的西服，里面的衬衫领口系着一条粉红色的领带，他的头发已经不多但梳理得相当整洁。

这一情景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急速朝主持人走了过去。

那个接受救济的人名叫池耀祖，是个长期受救济的困难户，每年的救济名单上都有他，也不知这是他第几次接受救济了。至于那位施予救济者，主持人只能告诉我，他叫胡鑫，现在是乡里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手下拥有几个林场（至于具体数字主持人也无法说清）、三家竹木加工厂、一家根雕工艺厂、一个进出口贸易公司、一座农家宾馆和一家旅行社。

我对受救济者没有兴趣，他们大都千篇一律，那就是穷。

我决定采访一下施予救济者。

仪式结束后我立即找到胡鑫，把他约到了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

胡鑫把他的一段经历告诉了我——

早在十五年前，我也是一个困难户，有一回县民政局前来救济，我领着儿子参加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次救济的金额是二百元。那时发放救济金的形式与时下大同小异，只不过仪式发放后多了一个领导讲话。坐在台下座位上听县里来的领导讲话时，我的袖子被旁边的人扯了扯，接着听到旁边的人说：“有了这两百块，晚上可以买瓶好点的酒了。”当时我转头去看那人，是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男人，当时也没太在意。

在回家的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推板车卖猪肉的。七岁的儿子拉拉我的衣襟怏求说：“爸，我们已经半年多没买肉了，买一点吧。”其实那二百元钱我是准备给母亲治病的，但看到儿子一脸的菜色，我还是停下了脚步。我问了肉的价钱，卖肉的告诉我腿肉三块五，腰肉三块二，最便宜的是肚腩，二块八。我对卖肉的说，来斤肚腩吧。儿子却嫌少。当时我就凶了儿子，威胁他嫌少就不买。儿子当时眼眶就红了，可能怕我真的不买了，当即就闭了嘴。

那斤肚腩提回家，却被婆娘给烧焦了，尽管还能吃，但儿子为此几天不跟他妈说句话。这事对我的触动很大，那天晚上我对着家门前的一片青山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我就带着锄头背篓上了山，把村里分给自己的一片竹林深翻了。中午回家的途中，我又采了一竹篓野菜。那篓野菜提醒了我，我跟一对儿女搭成了一个协议，凡是他们采的野菜，卖的钱一半归他们，要怎么花都由他们。孩子们将信将疑，但还是到山上采了一些野菜，苦菜、山蕨什么的。一个墟日里，我把那些野菜、山蕨干卖了七块八毛钱，回家后我把一半的钱给了儿子和女儿，儿子的东西卖了四块一，他得了两块五分，女儿的卖了三块七，她得了一块八毛五。儿子和女儿尝到了甜头，从此更加用心地采野菜、山蕨，后来又发展到了采金银花等中草药……再后来，我就承包了一片山林，晚上又和婆娘一道编竹筐竹篓。后来，我又到信用社贷款搞了个小型的竹木加工厂，请了两个外乡的民工。再后来就逐渐发展壮大了……

说到这里，胡鑫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敬我，我接过烟点燃后想顺便给他也点了，却发现他已经把烟收进口袋了。看到我要给他点烟，他摆摆手说：“我不会抽。”接着他幽幽地对我说：“当时和我一起接受救济，说可以买瓶好酒的人就是我今天救济的那个人，池耀祖。”

乡政府安排了午餐，在政府食堂里。采访胡鑫时乡长几次打我的手机，催促我入席，那时因为我和胡鑫正谈得起劲，我就让乡长不要等我们，尽管开席。我走进食堂时午餐显然已经开始一会儿了。食堂里摆着二十张左右的桌子，眼下有十张围坐着人，我被安排在靠窗的那桌，因为乡长看到我进来后站起来用手势对我示意了。从门口往里走，经过第三桌时我看到了池耀祖，他现在在和同桌的人谈话，显然已经喝了不少酒，正指手划脚地说得来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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